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因城镇化而冒起的巨大需求，以广袤的空地、充足的资金及崛起的雄心，成为全球建筑师的试验场，留下不少巨大、浮夸甚至粗糙复制的视觉印记。
而在城市迅猛发展的同时，中国的乡村正以惊人的速度消失。根据天津大学的一份研究，2000年，中国约有370万座村庄，但仅仅是十年后，这个数字就下降到260万，意味十年来，平均每天有300座村庄消失。随之一并消失的，还有乡村的生活方式及民间风俗，以及连带出现的农业荒废、留守儿童、征地矛盾等社会问题。
2011年，中国的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与此同时，自2000年初开始发酵的乡村建设运动正从教育、农业、文化等各方面蔓延至中国各角落，希望改变农村的凋敝状况。不少建筑师受到召唤。正如中国首位普利兹克建筑奖（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得主王澍在《南方人物周刊》访问中所表达的信仰：建筑可以“把生活完全颠覆掉”。
政治上的推动也是助力之一。2013年，习近平在一次呼吁建设美丽乡村的讲话中，批评在房子外面刷白灰这种“涂脂抹粉”的行为，要求“不要把钱花在不必要的事情上”，以及“不能大拆大建”，要保护好古村落。
“在中国，乡村建造是非常重要的新领域，”建筑评论家李翔宁说。他策划的“迈向批判的实用主义：当代中国建筑”展刚在哈佛落幕。这次建筑展共囊括了约60家主要由年轻建筑师主持的建筑事务所的作品，其中一个主题就是“乡村建设”。
不过乡村建设也存在许多难题：比如建筑师在尝试以建筑重建、甚至塑造一种更有机的乡村生活及乡村社区的同时，需要平衡政治、资本及村民的实际需要；而当出自名家的建筑为乡村带来观光经济后，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因游客而热闹的村庄，是否就等同于恢复活力？究竟什么才是乡村更具持续性且真实的发展需要？以下选取三个案例，看看不同建筑师对此做出的思考与尝试。
浙江富阳文村新村项目：老村上自然长出的新村
王澍设计的富阳文村新村共包含28栋房子，其中20栋是新修的，8栋是改建的。在一个TED演讲里，王澍把文村称为“半残村”，指的是它只剩下不到一半的老房子，其余都是受城市文化影响而新建的房子的状况。对于王澍而言，他费时近四年的新村项目是一种抢救工作：抢救中国的乡村文化。
这首先表现在房子的用料上，采用了文村盖房子时常见的杭灰石、黄黏土和竹子；还再次采用了之前他在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大量使用过的“瓦爿”技术，这种方法混合了零碎材料和混凝土，很好地利用了建筑的边角材料。在文村，王澍利用这种方法营造出纹理不同的石砖，用以建造村屋。
在房子的格局设计上，王澍坚持保留院子、堂屋，希望以此延续传统的生活方式；又设计了很大的厨房，这样一来，村民如果愿意的话，还能像以前一样用土灶烧饭。在《南方人物周刊》的访问中，王澍认为未来的乡村，应该是一种“隐形城市化”的状态，有生态的环境，传统的历史以及现代化的生活。
虽然王澍希望村民能进驻新村，在其间真实生活。不过据报导，不少村民已经将屋子改建成民宿，用来招待慕名前来参观的外来者们。
浙江临安太阳公社：新农业生产的一种定义
中国美术学院建筑系的教授、山上建筑工作室主持建筑师陈浩如带领自己的团队设计了临安太阳公社。这个建筑群落由三部分组成：猪圈、鸡舍和供村民在工作时休息的长亭，占地约2500平方米。在项目介绍中，团队希望它能为“新农业生产定义新形象”。
这种定义首先出于一种经济的考量：发展生态农业之余，还可以吸引城市居民进行农业观光，既能利用闲置的土地，为农民提供收入，还能增加村里的人气。
临安太阳公社主要采用了当地的毛竹、溪卵石、茅草等材料，造价十分低廉。制作工艺也延续本地建造传统，比如邀请村民集体手工编织茅草，或者将弧形的竹条一切为二，再串联起来，就成为天然且防水的瓦片，并不需要再使用任何化工材料。这不仅降低了人工费用，也为当地手工艺的恢复和发展提供契机。
秉着发展生态农业的理念，专门为猪群设计了宿舍、喂食区、外置的厕所、室外活动场和泳池，而竹子搭建的鸡舍，其内部结构又恰好能让鸡群自由栖居在其上。
太阳公社社长的陈卫在接受《纽约时报》的访问时表示，这样的农场能吸引城里人前来，“实实在在地了解到给他们提供粮食的人”。
浙江鄣吴镇：没有概念，无关文化，用心解决问题
从2010年以来，浙江大学建筑系教授、十二楼建筑工作室主持人贺勇已经在浙江省的鄣吴镇盖了十几所“小房子”：卫生院、乡村社区中心、小卖店、公交站、垃圾站、公厕等。他喜欢这种让建筑回到土地与日常的工作方式。在接受致力于传播建筑文化的独立机构“有方”的采访时，贺勇表示：“这种基于村民日常生活真实需求的设计与建造，总是让我的内心感到欢喜与安定。”
这种欢喜一方面又是因为“小建筑”所造就的工作及生活方式带来的。在一篇文章里，他指出，和大房子相比，建筑师更容易主导小房子的功能、空间、形态、结构、室内、景观，并且能频密地和各方沟通，从而更有可能造出完美的作品；同时，在小的空间里，人会觉得更亲切、安全，其体验也更敏感。
观察贺勇在鄣吴镇建造的房子，你多半会发现，面对这些功能性极强的小建筑，贺勇是采取一种“远远躲在背后”的设计态度，又在一些因应环境与建筑互动时产生的某种细小、真切的情境里，与使用者轻声对话。这背后或许与他推崇的价值相关：“在建筑学中不要轻言革命、颠覆、甚至创新这些大的字眼，也不要高调宣扬如何改变这个生活的空间与场所，因为如果你真正想改变，那必须先弄清楚生活究竟是怎样的。”
比如他建造的公交站，以悬挂的竹子作为空间隔断，而风起时，可以活动的竹子屏障则瞬间成为了风铃，发出悦耳的敲击声；对于垃圾处理站的设计，贺勇评价它“几乎完全是一个追随功能要求与场地特征的结果”，但光线与建筑互动后形成的“或斑斑点点，或倾泻而下”的效果，又为处理垃圾这件事，增添了几分愉悦。这意外的所得让他感叹：回想这个设计，没有概念，无关文化，抛却情怀，不叹乡愁，只用心地解决问题，念而不执，却也自有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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