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数月，香港元朗横洲的收地事件引发争议。政府具体的收地范围是什么？哪些土地已经被占用？公众一度毫不知情。10月18日，香港政府终于公开了16份顾问报告，但其中涉及财政及费用、收地范围、土地占用人等部分均遮盖，香港立法会议员莫乃光看到时愤怒了。
“政府基于什么理由和标准去筛选资料呢？公众如何判断政府的筛选方法是否合理呢？公众根本无从得知。”10月20日晚上，莫乃光在端传媒举办的直播论坛上公开质问香港政府。
在当下数据革命的时代，数据的掌控和分析能力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现时，类似土地归属、交通信息、政府财务等大量数据仍然垄断在少数人的手中，怎样令这些数据向市民公开，走向自由流动，是近年不少政府着力推动的一环，但与邻近的台湾相比，香港在数据开放方面远远落后。
2015年12月，英国开放知识基金会（Open Knowledge Foundation）公布了2015年开放数据评估结果，台湾在122个被调查的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香港和中国大陆分别位列第37和第93。
早前，端传媒举办直播论坛《对话莫乃光：香港发展开放数据下一步》，邀请香港立法会议员莫乃光及一众专家，一同探讨香港开放数据的现况、困境和挑战。
香港开放数据的成绩单
香港政府推行开放数据至今已有五年，主要成果是推出公共资料入口网站“资料一线通”。不过，对于政府在公开数据上的表现，几位嘉宾均表示并不满意。
莫乃光就直言，他早前遇见香港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与他谈及政府就横洲事件公开的报告：“他（张炳良）说政府公开的这四千多页资料，他们都要全部看过一遍，人工筛选不宜公开的讯息遮黑。早几年的南丫岛海难亦是如此，政府花了好长时间筛选整理出资料，才终于开放给公众。”
对于这些涉及公共利益的内部讯息，政府一直遮遮掩掩，而其实即使是所谓的公开资料，市民要取得也并不容易。
在线民主平台 g0vhk.io的开发者黄浩华提到，如果大家去土地注册处网站，可以找出土地的实际所有者是谁，但需要付钱——十元可以看一份注册资料，如果想看全部记录，就要再加钱。
“为什么我们的知情权要用钱买？”黄浩华也提出疑问。
莫乃光回应说，这正正反映香港法例的落后；“新加坡的法例就已经开放了这项（公民再次使用资料的）权利，在这一点上，香港没跟上。”
目前，香港政府中负责推动开放数据的是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莫乃光认为，这个部门是一个技术部门，他们的努力“只停留在技术层面”，而在推动其他部门开放数据时，时常遇到阻力：“有些部门会觉得准备资料、转换资料格式繁琐且费时，有些部门又担心公众不专业，拿到数据只是『玩玩』而已，甚至还会引发误解。”
在莫乃光看来，要改善情况，应就《资讯自由法》和《档案法》立法，规定政府哪些资料必须保存、哪些必须公开、应当如何公开等。
香港中文大学信息与工程学院的邱达民教授则提及，学术界的关注焦点是如何利用数据改善政府施政。
“可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告诉政府：『如果你想优化政府的服务，其实可以多拿出一些数据，让学生和研究者分析』，我认为这会是另一个让政府愿意给出数据的方法。”邱达民说。
保护私隐 vs. 公开数据，矛盾吗？
然而，将数据开放给公众，却带来争论最激烈的问题——私隐。
邱达民分享说，纽约的士数据是完全开放的，包含每辆的士的行车轨迹、活跃时间、每次行程的起点和终点等讯息，但与此同时，的士司机的住址和身分都能被查到，甚至能推算司机收入，完全暴露了司机的私隐。
回到香港，来自民间团体“公民数据”的赵智勋却在实践中感受到，“香港人对私隐的尺度游移不定”。“公民数据”是雷动声呐的开发者，这个应用程式会邀请使用者输入投票意向，希望以资料协助非建制阵营，在立法会选举中配票。
赵智勋说，在雷动声呐收集投票意向时，市民都很紧张私隐，担心个人资料泄漏或被不当使用，但市民对保护私隐的理解却极端：“平日用Facebook发照片时，很多人都不会关掉定位功能，其实Facebook早就知道谁住在哪里，但普通市民未必意识得到。”
但莫乃光最担心的是，私隐问题成为政府不想公开资料时“最方便的借口”。他解释，数据只要经过处理，问题其实不难解决：“只要抹去可识别身分的讯息，使用者不会知道每一个数据点代表哪个人。但也有一些情况，例如罕见病例，即便特殊处理过，但样本量本身就很小，都会有方法知道是在说哪些人。”
因此，莫乃光认为，要平衡私隐问题，需要逐个个案看清楚，在法律上多加规管。
怎样让普通人尝到开放数据的“甜头”？
说到底，开放数据需要公众的参与和认同，那么如何让公众意识这个领域的重要性？
2016年香港立法会选举前夕，软件工程师黄浩华推出了他自己开发的线上民主平台g0vhk.io项目，名字呼应台湾公民黑客团体g0v(台湾零时政府)。
g0v 零时政府
这个平台将香港立法会议员的发言纪录、投票记录、提案详情、议员资料等讯息重新整合，相当于民间版的立法会网站。黄浩华解释说，市民接收的政治资讯多半来自传媒，经过不同立场的修饰，“好像被蒙住双眼”，而他希望通过改善数据的可读性，让原始的文档可以被更多人看到。
黄浩华指出，数据能够证明贪污、违规是否真实存在，因此大事件是公众感受到开放数据价值的最佳窗口。
莫乃光和志愿者社区 Open Data Hong Kong 的 Bastien Douglas 却认为，日常生活中的“渗透”更加有效。“市民觉得方便，也就更理解公开数据的好处。”Douglas说。
在外旅行时，香港人或曾经使用不同的交通资讯Apps，获取A点去到B点应该如何乘车、到哪里转车、下一班车什么时候到等资料，这些Apps的出现，正正是基于营办商公开即时交通资料。
“但这样的Apps在香港是找不到的，因为香港只有公开的班次资料，不是实时的，巴士和港铁不愿意提供这些讯息，甚至还告诉软件开发人员说，是因为『香港人从不会转车』。”莫乃光认为，政府应该利用发牌和续牌的机会，迫使企业开放实时数据。
十年前，iPhone刚推出时，很多人都没想到智能手机会很好用，直到市场上开始流行起来，公众才会开始重视。“开放数据也是一样，需要制造一些这样的效果，来吸引更多人推动。”赵智勋总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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