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司法机关宣布对发行量最大的纸媒《时代报》（Zaman）以及兄弟媒体Cihan通讯社等实施管制。报纸执行主编和若干专栏作者被开除。警察在报纸总部驱逐采编员工，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示威。头一天2000多员工及报纸支持者在报社门口，举着“抗议打击言论自由”的牌子喊着口号，警方则以自来水枪和橡皮子弹还击。
过了一个周末，报纸复刊，批评政府的文章被拿掉，换上了总统的大幅照片。有评论认为，这是土耳其民主进程中“最黑暗的一天”，但也有人翻出这家报纸的幕后老板，恰恰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多年宿敌。《时代报》的倒掉，到底是民主蒙冤，还是一场政治角力？
埃尔多安治下的媒体 管制愈演愈烈
对于土耳其民众而言，政府打压言论自由，管控新闻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记者无国界2015年度180个国家媒体自由排名中，土耳其排名149，在中东地区这算是中游水平，比排名158的埃及略好，比约旦略差。
不过，这些年土耳其媒体环境越来越恶化，却是众人皆知的。喜欢发牢骚的记者们丢掉工作，甚至被抓进监狱的事情年年都在发生。
这当然与2002年以来一直在执政的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脱不了干系。而土耳其人都知道，无论正义与发展党的党主席是谁，党的核心都是埃尔多安。2003年，埃尔多安出任总理。当土耳其的法律禁止个人第三度参选总理竞选后，他修改宪法，成为国家总统。
埃尔多安刚上台那几年，土耳其在经历各种困境之后，幸运地进入风调雨顺阶段。经济发展稳定，通货膨胀率缩小，国家采取新的土耳其里拉，每张钞票的面额相应减掉了7个0。
上世纪90年代土耳其将军们怀疑这个有着深厚且固执宗教背景的执政党党首，有将土耳其再次宗教化的企图。这个猜测并没错，埃尔多安实施了许多偏向宗教保守人士的措施，但与此同时，他也启动了土耳其几十年来最为积极地“加入欧盟”行动。
那几年土耳其媒体比现在的日子好过许多，有点像二十世纪90年代中后期加入WTO时的中国。在记者无国界的排名上，2006年土耳其在161个观察国家中排名98，埃及则是133。对于执政党和埃尔多安来说，媒体环境的宽松不仅仅可以换来欧盟的青睐，外国投资者的媚眼，而且可以用来打击政治对手。
那时候，《时代报》以及它的老板，是执政党在媒体最重要的伙伴之一。
并不清白的反对派媒体
《时代报》成立于1986年，曾经是土耳其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不过，它并不是一张立场中立的世俗媒体。目前人在美国的伊斯兰“志愿者服务运动”（Hizmet Movement)领袖法图拉.葛兰（Fethullah Gülen）是报纸金主和创立者。
“志愿者服务运动”是在全球130多个国家活动的全球性伊斯兰运动，比穆斯林兄弟会更温和、开放。运动领袖葛兰主张支持民主政治及宗教对话，他本人也和天主教教皇、以色列犹太教领袖等有过会面。他不排斥现代科学和西方价值。他倡导的运动至今已有半个世纪，在伊斯兰世界，尤其是突厥世界有相当的影响力。流传的说法是，如果在中亚地区遇到一个人英语和土耳其语都说得非常好，那么他一定是葛兰开办的学校里毕业的。
葛兰本人和埃尔多安曾经是亲密合作伙伴。对于土耳其主张世俗化的凯末尔主义者而言，尤其是老将军们眼中，二人原本是同一种“敌人”。考察埃尔多安的从政史，他本人即从主张政教合一的宗教政党福利党起家。1998年，福利党被土耳其宪法法院取缔，埃尔多安转入新成立的美德党，任该党伊斯坦布尔党主席。他曾因公开朗诵带有宗教涵义的诗歌被视为公开传播政教合一的主张而入狱数月，并剥夺了5年的政治权利。
2001年美德党被取缔，埃尔多安创建了正义与发展党，并出任主席。正义与发展党宣称坚持世俗主义、政教分离，但是并不能消除世俗派的不信任。而在土耳其，葛兰也被视为将伊斯兰化政治抱负藏在西服里的变色龙。
起初，正义与发展党和葛兰的支持者合作愉快，葛兰可以说是埃尔多安登上政治顶峰的重要助力者。对于世俗派而言，正是《时代报》这样的媒体，为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提供他们需要的报道，使政府能够对老将军们和其他世俗派的知识分子、记者下手。2010年，葛兰本人发表文章为此辩解，称不会干政，因为政治本身会伤害他主张的“志愿者服务运动”运动。
然而，一个无法颠覆的定律出现了。在权力顶尖上待得越久，埃尔多安越不喜欢批评者，包括曾经支持他的人。埃尔多安与葛兰的愉快合作，早在2013年前走到尽头。
而那一年，土耳其警方突然以反腐的名义向政府发难，大批政府高层及其亲属幕僚的腐败行径在公众面前曝光。市面上还出现了埃尔多安及其儿子腐败言行的电话记录。埃尔多安本人在办公室发现了窃听器。人们普遍相信，这是葛兰和“志愿者服务运动”运动支持者在背后发力。多年来，葛兰在政府、警察、法院各个机构安排了“自己的人”。
埃尔多安一面死撑，公开表示自己经得起任何反腐调查，一面着手反击，更换政府机构内大批葛兰的追随者，关闭葛兰在土耳其的各种据点，媒体、学校。对于埃尔多安而言，这场反腐意味着和平政变，即葛兰的支持者在土耳其权力架构中已经秘密寄生，形成国中之国。
重拳出击媒体
2011年，埃尔多安领导的土耳其政府已经牢牢掌握社会方方面面，一改原本要求加入欧盟时的开放姿态，修改各项法律，借反恐、反外国势力等名义，管控媒体和言论。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慕克被指控替外国势力说话，土耳其另一个著名的文学作家Elif Shafak则成为“某国际文学游说集团”的代言人。他在接受外媒采访的时候曾无奈地说，“不幸的是，这种阴谋论在土耳其很流行，人们相信这个。”
另一方面埃尔多安政府通过巨额罚款、审查收买的办法，建构了一批挺政府媒体的网络。他们甚至占据市场盈利的优势，反对者则可能丢掉工作，甚而入狱。
2013年5月，埃尔多安政治生涯中最严重的危机爆发。伊斯坦布尔一家公园被改建成商业项目，引发全国百余座城市示威。通过社交媒体传播，抗议转化为反对政府管控言论自由、实行宗教化政策的行动。土耳其所谓主流媒体，要么屏蔽现场真相，要么选择站在政府一边。
可想而知，不与政府“同声”的记者们被开除或调离岗位。社交媒体的管控被提上日程。2014年3月，埃尔多安宣布全面禁止社交媒体“推特”的使用。据土耳其总理府发表的声明，推特遭到禁用的原因是，未能遵守法院要求删除部分消息的规定。
对媒体的重拳不断击出。今年2月底，一家私人的媒体集团Ipek被关闭，3月两家政见立场与政府不合的电视台被从国家管控的卫星上撤下。而这些都没有《时代报》遭政府接管的影响大。
实际上，2014年12月，土耳其警方曾经抓捕《时代报》执行主编Ekrem Dumanli。当时， 抗议者打出“自由媒体不可能被消声”的口号，将事件塑造为政府打压言论自由的行径。美国国务院和欧盟均发言批评土耳其政府的行径，提醒土耳其不要自行破坏自身的民主基石。
而对土耳其人而言，这家大媒体和政府间的恩怨，却不仅仅是权力与言论自由那么简单。在世俗派眼中，《时代报》曾经是政府打压其他异见媒体和政敌的帮凶。
3月6日，既《时代报》被管控两天后，新一期报纸出街。报纸没有提到被关停的事件。报纸封面上，是一系列支持政府政策的吹捧文章，以及一张大幅的总统照片。照片上总统埃尔多安面露微笑。唯一没有受到管控的是报纸英文网站。网站上还挂着报纸被制裁的新闻，并援引消息称美国白宫对此事表示不满。但大局已定。政府成功控制了公共舆论场上的这条大鱼。
显然这场风潮以埃尔多安的胜利告终。远在美国的葛兰保持了沉默与平静。对于土耳其的言论自由还是公共表达而言，环境显然更为恶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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