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台湾，拼进东南亚这块大图里（下）

数十名西装笔挺的年轻人，在柬埔寨金边的圣卡饭店大厅候着，待厅堂内司仪唱名，方执起所代表的东协（ASEAN，或译东盟）国家国旗，一一入内，仿若一场国际盛典。但这场盛会是由不在东协的台湾人自己举办的。

来自15个国家地区、约六百余名台商，于2015年12月6日这天齐聚一堂，参加亚洲台商联合总会（简称亚总）理监事联席会，如此聚会虽年年举办，但这次气氛显得格外热腾。“这几年东协的议题太热门了，台商想要聚集起来做点事，不但在成立了个东协事务委员会，还举办了东协经济论坛。”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东协研究中心主任徐遵慈与知名经济学家马凯也都受邀演讲。

12月的柬埔寨，依旧是艳阳，呼应着亚总大会会场内的热力。“这些台商来这里之前，都以为柬埔寨是鸟不生蛋的地方。”柬埔寨台商会会长林志龙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带着骄傲，直说这个国家现在可不一样。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会长李耀熊则表示，柬埔寨进步很快，在东协经济共同体正式实行后，作为成员之一的柬埔寨，在产品外销上将获得很大的助力，“台商应该要尽快做好规划，以赶上这个快速的火车。”

台商的确不得不直赴东南亚，赶上这班列车。因为，至今还在这些区域经济整合局势外斡旋的台湾，仿佛在赛局之外一般，只能瞪着眼。

全世界都看好东协

东协在1967年8月成立之初，本是以政治与安全合作为目标，1980年代后期，为因应中国与印度崛起，便开始推动经贸自由化，提议建立东协自由贸易区（AFTA），希望藉着区域内外国家的FTA，取得更多市场进入优惠及外商投资。“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如今终于看到具体成果。”徐遵慈说，如今东南亚不仅经济平均表现优于其他开发中国家，在全球供应链上也起来了，对台商越来越有吸引力。

“这是一个2.5兆美元市场，在亚洲仅次于中国、日本的第三大的经济体，也是全球第七大经济体。人口年轻、消费力很强、经济成长很快。”出席论坛的民进党国际部主任黄志芳点数着东协的数字指标。看了一眼资料，他继续补充：“2013年东协所接收的外来投资总额（FDI）超过中国，这是个重要指标。”

FDI的总数意味着全世界正看好东协，所以直接将投资放到东协，而不再是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这几年投资环境起了些变化，大约3年前起，台商陆陆续续从大陆撤出。自2010年起，台商在大陆投资金额每一年都下跌，在东南亚却是明显成长。”徐遵慈表示，东协经济崛起加上中国投资环境不如过往，两个因素加总起来，是台商更关注东南亚的原因。

更不用说，接下来的东南亚区域整合后，将带来的变化。2015年底，东协国家领袖宣告东协经济共同体（AEC）成立，而区域全面经济贸易伙伴协定（RCEP）2016年可望谈判谈成，“如果谈成的话，这将是全世界涵盖人口最多的FTA。”徐遵慈还提到正热门的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东协国家里有4个TPP成员，特别是越南。如果谈判完成，开始实施的话，越南将来对美国出口的位置更重要。”台商因此渐渐往东南亚移动，而本在东南亚扎根的台商更是期待着这场新局。

以往台商总习惯置身政治以外，但“五一三”让他们惊觉政治之必要……“所以今年（2015年）成立了东协事务委员会，将东南亚15国台商会与其下各地台商会整合起来。而这需要政府支持。”

这些台商，就是南向政策的基础，也是面对东协新局的最佳力量。1990年代台湾第一波南向政策被认定失败，但徐遵慈另有看法，她说90年代许多在东南亚发展的台商都已生根，且发展得非常好，这是今日谈南向政策时，已有的既定基础。

刚卸下亲民党籍立委的李桐豪也说：“台商已经先快速反应，那政府就要迎头赶上。”只是，政府的角色，除了如他所言，与民间一起合作进入东南亚外，还能做什么？

越南“五一三暴动”的惨况，给台商好好上了一课。以往台商总习惯置身政治以外，但“五一三”让他们惊觉政治之必要。“事情发生前，马英九政府就收到消息，但却没有动作。中国那边早就已经赶紧撤离。”事后既无法在经济上向越南要求数亿美元的损失赔偿，亦无法在政治上讨回什么，如此种种都令鸿毅旅行社董事长蔡家煌愤慨，直言马政府这8年“放弃了东南亚”。

“五一三后，台商惊觉必须得要组织起来，强壮自己。”自1988年便深耕中南半岛的蔡家煌解释，过去东南亚台商商会多属联谊性质，“五一三暴动”让他们彻底醒悟，不能再像一盘散沙一般，“你看欧洲商会、美国商会在台湾地位多大，多有影响力？”他进一步说明，台商在东南亚各地，为了自己的生存，在当地做了不少事，得和警察、消防、税务等机关都打关系，甚至为当地做些事，但不仅没被看见，也缺乏整合，“所以今年（2015年）成立了东协事务委员会，将东南亚15国台商会与其下各地台商会整合起来。而这需要政府支持。”

应善用台湾的东协元素：移工、配偶、第二代

黄志芳同意这个意见。在他看来，民进党未来应该将投资贸易推广、台商组织辅导，还有台商协助政策游说这三块整合起来，台商是台湾与东南亚之间一个重要媒介，是“新南向政策”成功的要素。

民进党提出新南向政策的背景，除了注意到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外，也是反映了台湾这20年来社会的改变，“台湾已经有非常多‘东协元素’，包括50万东协移工，20万东协新娘，其第二代都成长了。”黄志芳直言：我们应该要善用这些优势，进一步连结台湾跟东协这些国家。

徐遵慈也表示，这些年来，除了经贸之外，台湾与东南亚早已快速整合，包含过去20年来开放东南亚劳工、配偶近来，还有教育观光交流，“现在台湾跟东南亚的关系比过去还多元。民进党提出多元的南向关系，反应台湾与东南亚关系的调整，这是很合理的发展。”

以移工为例，台中郊区有家小机械工厂，固定聘用5名越南劳工，受限法令规定，工人做满3年就走，也没有一个想再回来工作。这家机械工厂始终根留台湾，即使面临工厂扩建问题，也没想外移。这些年，他们思考转型，也反省将移工当作廉价人力运用之事，便设定了一个目标：“多年后，要在越南设立服务处。”

“我们培养、训练这些越南劳工，将他们跟自己的技术人员一样看待。教会他们后，将来我们在越南设服务处，他们就是干部。”该厂制造课黄课长补充：他们可以在当地培训自己的员工，这才是一个正向的作法。

像这样职业训练教育思维，在许多聘用移工的中小企业里，渐渐普遍。而高等教育的交流，也已进行。“这些年来，台湾已经在做高等教育输出，除了侨生外，也吸引更多非华人的东南亚学生。像是有许多越南人来台湾读技职管理。”徐遵慈指出，包含印度在内，东南亚有很多国家都设有教育中心，将教育文化输出到当地，“这几年政府持续都有进行，只是没有特别提出来说。”

“东南亚”已经成为台湾的一部分，而台湾也在回应、正视这个新兴文化与需求。

除此之外，随着东南亚被重视，东南亚语言与经贸课程也陆续在民间展开，大专院校也正视这些教育需求，这些在在说明，“东南亚”已经成为台湾的一部分，而台湾也在回应、正视这个新兴文化与需求。

民间对东南亚族群的重视，相关活动的活络，或许比政府的作为有说服力，从北到南都有不少移工、外配团体，甚至是学生组织，以自己的方式实践东南亚教育文化的计划。

四方报创办人张正是其中最有能量的实践者之一。2000年，在老师成露茜鼓励下，张正读了台湾当时唯二的东南亚研究所，甚至远赴越南学习越语，在初期那段宛如文盲、渴望阅读母语的经历，让他回台后创办四方报，并接连投入多项协助在台东南亚朋友的文化教育工作，像是移工文学奖，或是现在辛苦营运的东南亚书店，都是这个社会需要替东南亚元素填补的文化力。

但张正谦虚表示，过往台北市政府便率先建立了新移民中心，前劳工局长郑村棋还办了非常多届的移工诗歌节，新北市也有外劳星光帮等等，这都证明政府已渐渐注意到文化与精神需求，并藉着这些活动显露东南亚移工经济劳动之外的另个面向。

除此之外，在校园推广东南亚语言文化教学的“火炬计划”，或目前协助修订107课纲，在乡土语言教学上增加东南亚语，张正都有观察和参与，他说，“东南亚语学习是一个趋势。”

东南亚非昔日阿蒙 台商心态须调整

但这文化教育趋势与政治活动表现，并不能说明台湾社会已准备好或意识到自己与东南亚的连带关系，有时心态不对，有时人才不足，大多数时候都在状况外。

“我们要把自己当成东协的一份子啦。”走闯东南亚快30年的蔡家煌最气台湾人老瞧不起东南亚，总把人家当成“边疆”，语言不会、资料库缺乏，还对这一切不以为意。他在这十余年间，说服越南台商提供住宿与实习机会给台湾学生，鼓励台湾学生到越南实习、观摩，“不然台湾年轻人没有国际观，没有谈判人才，还不了解东南亚。”

台湾大多数人，仍以刻板且落后的眼光看待东南亚。蔡家煌表示，20年的距离，除了让东协快速成长外，也让其社会产生变化。“以前都把要淘汰的产业、破烂的机器往这里送，现在你还要往这边送旧衣、旧裤，那种劳力密集污染的产业，没机会了啦。”他语气直率：“心态要调整，人家已非昔日阿蒙了。

不只“三年级”（指1951年至1960年出生世代）的蔡家煌不满，1986年生的谢毅坚也有意见。2013年到越南河静担任台干的他，出发前对东南亚一知半解，还带了点偏见与恐惧，但他收集相关资料，并阅读《逃》、《离》这类关于移工处境的书，卸下了心理障碍。到了越南后，竟十分融入，结交了许多当地朋友，下班后相约打球或喝啤酒，口口声声的“兄弟”，也能说上不少越语。

“但那些在这里快20年的台商，一句越语都不会说，吃饭都去日本料理，在这里经营这么久，还跟这个国家有这么强的隔阂。”谢毅坚说老的，也骂小的。他认为，看东南亚不能只看钱，只谈商机。

台湾长期没有国际空间，能够参与国际谈判的机会已经很少，人才拔擢又是考试导向，选出很会考试的人……演练的场域不足，加上人才衡量又依靠考试，难怪国际谈判人才缺乏。

“如果南向政策，只谈金钱，只看经贸，很危险。”长期研究印尼政经情势的张钰惠表示，中国毕竟是东南亚各国最强力的伙伴，台湾想排除中国要卡进东南亚，机会显得渺茫。时常往返台湾、印尼进行访谈的她，见证马英九活路外交下台湾印尼关系的诸多突破，她认为中国不可能不阻挡台湾与其他国家交流的路，只是挡的力度多少而已。

1990年出生的张钰惠，是“新二代”，也就是父母一方或双方不是台湾人的“新台湾之子”。母亲来自北苏门答腊的她，5岁前轮流在印尼与台湾居住，因家庭背景的关系，自幼便会台语、客语与印尼文，但也跟那些母亲来自东南亚的小孩一样，从小就因身份遭致不同的眼光。但她比一般人幸运，“在中学时期，老师认为我的特殊身份，是优势，该好好发挥。”

因为老师的鼓励，让她格外有自信，于是，自大学就读政治经济科系开始，便善用印尼背景，投入印尼研究。即使如此，她还是感叹：“如果新二代还是被歧视，如果多元社会认同无法被建立，那么，一切都是奢谈。”

“国家还是不懂得如何善用人才。”张钰惠说，首先是这些人的母语条件应该被保障，“如果他们羞于说母语、学母语，如何延续母亲的语言文化呢？又如何能正视自己可以连结的国家社会呢？”这明摆着的经贸、国际人才的养成，一开始就被扼杀了，更别说发展出相关的商业文化发展的可能性，“这是个强调软实力的年代，应该要从文化的土壤开始培养起。”

张钰惠更直指公务员考试、培养系统的缺陷。“我曾经想考外交官，外交特考也有特殊语种，但长年来报考的人少，考的人也多是侨生。”她摇头：考试结果只能确定语言能力，不能有效的评判人格特质，最后因招到许多不合适的人员，特殊语种就逐渐停招了！

“台湾长期没有国际空间，能够参与国际谈判的机会已经很少，人才拔擢又是考试导向，选出很会考试的人。”张钰惠表示，演练的场域不足，加上人才衡量又依靠考试，难怪国际谈判人才缺乏，“既然要建立与东南亚的关系，为何不多多运用新二代，所谓人不亲土亲，在谈判桌上或外交经贸交流上，或许会因为语言或者背景，挣得一点机会或空间。”在她看来，与其夸夸谈政策，不如先从建立多元文化聚落开始，“让新二代，不再成为边缘人。”

而黄志芳的结论更直白：“新南向政策”的精神，就是把自己当成东协国家的一员。或许，我们更该说自己已经是其中的一份子，再也不能忽视、否定台湾从来就是在南向的路上，台湾本就是在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