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香港大学新生注册日第一天，21岁的冯敬恩在港大校园主图书馆下层天桥，向每位入学新生派发学生会的宣传单张，他自2015年2月开始担任港大学生会会长。
看着鱼贯进入大学的新生，冯敬恩既兴奋又忧虑地说：“你看这班新生，刚刚进入大学，如果将来（香港）大学每一班，都有一个党委书纪坐在旁边时，整个思想、学术自由，都没有了，社会会慢慢萎缩。”
很多人都认得这个戴着黑框眼镜的男生，他就是在7月28日，为了抗议校委会延迟任命副校长，冲击校委会会议室的其中一个学生。这天冯敬恩身上穿着的，亦正是冲入校委会会议室时那一件“香港大学学生会”的黑色T恤。
冲击行动之後，有叫好声亦有叫骂声。8月20日，港大人文学院院长丶哲学教授Timonthy O’Leary 於《南华早报》撰文表达对学生和平抗争的欣赏。在O’Leary看来，哲学甚至整个大学教育应该培养有反思性的“麻烦制造者”（troublemaker），大学不应该向政治压力妥协。
不过，亦有更多学者对大学生的冲击行为表示不满。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李辉撰文表示，“这其实是打着民主的旗帜，施行暴力和专政，这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做法，与文革时期的红卫兵有什么两样？”
香港大学校长马斐森亦于8月7日发声明，谴责任何一方在任何情况下的暴力行为，并指校方会就冲击事件收集证据，不排除对涉事者作纪律处分，若找到任何刑事证据，定当向警方举报。
愿意站出来，就是因为对大学有承担，假若有后果时，我会愿意去付出。
面对校方严厉追求责任之举，8月13日冯敬恩接受端传媒访问时说：“担心一定有，但我们看到大学有不公义的情况，愿意站出来，就是因为对大学有承担，假若有后果时，我会愿意去付出。”这个年轻人的眼里满是急切。在他看来，拥有100年历史的港大目前存在着“制度暴力”，学术自由岌岌可危。
上庄食饭睡觉上厕所
大学生中流传着大学的5科必修课：读书、上庄（担任校内学生组织干事）、住hall（宿舍）、part-time（兼职）、拍拖（谈恋爱），冯敬恩自言只做了头两项，“我份人比较全程投入，我觉得上庄是一个commitment（承诺），如没尽全力做，可能会有遗憾，所以我现在的人生除了庄务（校内学生组织事务），其余就是食饭、睡觉、上厕所。”
这天，冯敬恩派完传单，就忙不迭到港大学生会办公室处理庄务。突然他手机响起，接过电话后，二话不说便跑出办公室，向校内黄克竞楼对面的天桥飞奔。他板着脸，以一副缉凶般的紧张神情，逐一检视天桥上的柱子。每条柱上，都留有纸张被撕走的痕迹。
跑了几回后，冯敬恩停下来叹了口气说︰“我们贴了关于副校长任命事件的海报在柱上，同学通知我有校方的人将海报撕走，明天我们会重新贴上去。”
港大学生冲击校委会会议室事件已经过去接近一个月，冯敬恩仍忙着写公开信及接受传媒访问解释行动原因，跟同学开会检讨成效及商讨未来行动方向。9月开学前，他又要准备迎接新生入学的一连串活动及参与迎新营。
他自言，每天也睡得不好，“晚上会乍醒，醒后便拿电话看，怕有人找我，或有突发事件。”
我始终觉得没做错
面对校方严词、学者围骂，冯敬恩与这场冲击事件中心的大学生，片刻之间被主流社会贴满负面标签，一时成了众矢之的。这些责骂的中心是冯敬恩，尤其当日，他是打开会议室大门、让学生冲进去的那一位，他被称作“始作俑者”，多次被要求公开道歉。
“我始终觉得同学入去（会议室）表达意见，是没做错的，”冯敬恩重申，“（行动）没达到预期效果，这个错误是必须要承认的。有些非学生走了进去（会议室），令埸面难控制，加上地下大堂有大量关注事件的市民，用一些很进取的手法表达意见，最后也算在学生头上，这都是我们一开始没有预计到的。”
港大校委会委员李国章用“香港文化大革命”形容这次冲击事件﹔前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批评涉事大学生为“被宠坏的小混蛋”，指有关学生应被“监禁一天”，以儆傚尤。
为何大家见到眼前的制度暴力，可以无动于衷，但当见到同学一片赤子之诚，去制止制度暴力再做一些伤害同学的决定的时候，就说我们是暴力呢？
但与手段相比，冯敬恩希望大家理解他正在争取的是社会公义，他说自己更不明白的是，大学部分学者为什么对不公无动于衷。
“所谓的学者、学人，见到社会的不公义时，没出声，反而学生希望推动少少变革时，就突然间倾巢而出，我想问他们一个问题，学人的风骨何在？”冯敬恩这样回应。
冯敬恩表示，同学曾采用静坐、游行、递交请愿信等“和平”方式表达诉求，却未能解决副校长任命问题，最后唯有冲入校委会会议室表达意见。记者问冯敬恩是否认为行为过分，他反问道︰“为何大家见到眼前的制度暴力，可以无动于衷，但当见到同学一片赤子之诚，去制止制度暴力再做一些伤害同学的决定的时候，就说我们是暴力呢？”
最紧要是同学怎看
学者、大众的不理解，冯敬恩反驳得理直气壮，更直言朋友及同学都很支持他，为他打气，但谈到家人对他参与社运的看法时，他的语气明显放缓。
他说母亲曾表明不喜欢他参与校政及社会改革运动，“我妈妈会觉得，读大学就应该好好去读书，她会担心我影响学业及工作前途，她一直也有话（唠叨）我，叫我想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冯敬恩在港大文学院主修中国语言文学及政治与公共行政学，暑假之后，即将升读三年级。他说冲击事件后，多次在街头被陌生市民指斥他行为暴力，又一次在旺角逛街时，有一中年男子骂他是“读屎片”。
头几回被骂会不开心，但我经常提醒自己，我是被同学『问责的』，其他人怎看不太重要，最紧要是同学怎看。
“头几回被骂会不开心，但我经常提醒自己，我是被同学『问责的』，其他人怎看不太重要，最紧要是同学怎看。”冯敬恩说。
站在抗争最前线，冯敬恩自觉值得，“以往我们享受的法治、人权、自由，是别人用生命、鲜血，搞革命换来的，所以相对前人来说，我付出的并不是太多。”
今年下半年，冯敬恩表示会引领同学，继续关注副校长任命事件，及密切留意今年11月校委会换主席的形势，“希望同学能透过不同事件，去关注（校委会）制度。”冯敬恩认为，现时掌管大学的校委会组成很不合理，“校外人士过多，校内人士占少数，面对强权无力回天。”他认为应加强学生及教职员对校政的决策程度，因此会尽力在任期内，做出一份制度改革建议书，并于明年2月在校内发动公投，收集学生意见，力求推倒他心目中的暴力制度。
“学生不可画地为牢”
对港大任命副校长的风波，22岁的梁晓旸也一直密切关注。他现在香港城市大学修读社会工作副学士，暑假过后将升读二年级。2015年2月起，他开始担任城大学生会外务副会长。
我觉得好愤怒，因为学校的事，应该由师生去决定，我们有权去选择我们的校园生活，但在现今制度下，我们是被排外的。
“一间院校的学生势弱，其他院校都会失势，唇亡齿寒，港大再有事发生，我们一定会去支援。”梁晓旸说。与冯敬恩一样，梁晓旸一直是校内抗争的活跃分子，近期尤其关注政府干预大学管治的事件。“梁振英作为必然校监，不断去干预校园内的人事任命，作为一个大学生，我觉得好愤怒，因为学校的事，应该由师生去决定，我们有权去选择我们的校园生活，但在现今制度下，我们是被排外的。”
梁晓旸举例说，去年11月14日，城大宣布拟将旗下专上学院与澳洲卧龙岗大学结成为期5年的“策略性联盟”，7天之后校董会就通过了方案。“我们难以左右管理层的决定，大学师生共治的概念，在城大是看不到的。”梁晓旸当时与同学一起摆街站，在校内进行示威及游行，但没被理会，亦未能改变任何结果。
梁晓旸认为校内的事学生要理，校外的事，学生作为社会公民，更应该去理，“不可以画地为牢。”从2012年反国教运动起，梁晓旸开始积极参与社运，当时他刚参加完城大迎新营，学兄、学姐提议到反国教现场看看，他也跟着去，在现场感到那种不公义的氛围，他决定在位于添马舰的政府总部留守，留守一直持续了10天。去年6月13日，他在反新界东北前期工程拨款期间，冲击立法会，后被控参与非法集结、企图以暴力方式进入立法会地下大堂及妨碍立法会人员罪，将于今年9月宣判。
留有一头长发的他说，“自从我被捕后，我就把头发留起来，直到法庭判我无罪时，或宣判我要入狱时，才会剪。”对于被捕，梁晓旸表示，“我从没后悔，我只是犯法，却没犯罪。”
随着新生入学，城大校园内的迎新活动一浪接一浪，梁晓旸亦积极参与其中。8月10日，他在城大内的活动室，带领着约50名同学，排练即将举办的迎新营游戏及歌舞活动。约两个小时后，梁晓旸坐在城大学生会办公室外的走廊上，满头大汗的说︰“我希望可以透过迎新活动，以朋友身份，与新生多倾谈特首校监必然制及其他时事问题，希望能引发更多讨论，令更多人去关心社会，这是一种传承。”
对于社会上一直有声音指现今大学生行为激进，梁晓旸表示︰“当示威集会、静坐抗议都无用时，我们才会考虑冲击或破坏的行为。我们在争取的东西，未必与你无关，或者你理解了后，会站在我们这一边。”
如果社会上没那么多不公义的事，我们都不希望走上街头去抗争，这是政府迫成的。
“我们都好希望有一个开心、快乐的青春时刻及大学校园生活，如果社会上没那么多不公义的事，我们都不希望走上街头去抗争，这是政府迫成的。”梁晓旸说完之后，又再走入同学堆中，互相打闹，一片嬉笑声。
没什么负担，放胆去做
在香港中文大学攻读文化研究系的王澄烽，即将升读二年级。入读中大前，他在香港专上学院修读应用社会科学副学士，期间他曾在职工盟实习，感受到工人的辛酸及无助，之后他加入了左翼21，学习与劳工相关的议题。
后来，他又加入土地正义联盟及捍卫农村青年阵线，关注土地议题，并认识到当时正面临恒基地产收地的元朗马田壆村田香花园主人。
2014年9月22日，田香花园突然出现大型钻探机器拟作勘探，王澄烽得知消息后立即赶赴现场，并爬上钻探机，以身体阻止工程开展，最后被警察记名。
王澄烽说︰“我们不去就没有人会帮，那怕是一件小事，只要是对的，趁自己年轻，没什么负担，就放胆去做。”
从田香花园开始，王澄烽辗转参与了不同与农地有关的抗争，入读中大的第一年，他决定参选学生会，希望感染更多大学生关心时政，与不公义抗衡。
除了为不同议题争取他心目中的公义，王澄烽自言最喜欢接触大自然，有空便会下田耕种，希望借此感受在农地上的生活。除此之外，他自言生活与一般青年差不多，也喜欢打机及看动漫画。
今年3月上任学生会会长后不久，王澄烽便为他眼中的学校内部的不义之事行动起来。4月尾，中大学生会发现校方邀请了解放军驻港部队到中大与学生交流。
王澄烽忆述，知悉事件后，感到十分愤怒，“解放军于八九六四时，血腥镇压学生民主运动，现竟容许这支由极权政府管治的军队进入校园，如果开了与解放军合作的先例，无疑象征政权打压院校的自主性。”
经此一役，感觉自己比以前自信，我看到同学团结起来的力量，成功使当权者屈服了一次。
于是他在4月30日发声明批评校方“向中共政权献媚”，要求取消活动，并表明若活动如期进行，将举横额及展示解放军屠杀学生的相片抗议。最终，校方于5月6日决定暂延有关活动。
“经此一役，感觉自己比以前自信，我看到同学团结起来的力量，成功使当权者屈服了一次。”王澄烽直言。
他开始反思今日香港的大学管理制度，“中大校董会内的学生代表人数严重不足，无法有效传达学生的声音，但最大的问题仍是特首校监必然制。”他表示，全港8间大学的学生会，已有共识，将各自透过成立修例小组，举行谘询和公投，与同学一起检讨大学管理层的组成。
投身社运的大学生捍卫院校之战，随着港大一场副校长任命之事，必然继续延烧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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