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台湾南部小镇的深夜，一名16、17岁的少年被映像管电视中从未见过的画面震慑住了。
那时，“红顶艺人”还没在台湾打开知名度，反串这门生意也未成气候。电视机里，一个顶著丰满胸部、妆容艳丽的“女人”正对著镜头说话，前一秒嗓音娇媚，下一秒却瞬间切换成男性的低沉嗓音，让萤幕前的少年感到困惑：怎么这女的声音这么粗、身形这么高大？
萤幕中的反串艺人本名陈美凤，艺名“梅兰娇”，“即使一天下来有这么多电视节目，我立刻就记住他的名字。”少年回忆，梅兰娇会在台上对著帅气的男观众娇嗔：“哇Jerry你很帅欸，愿不愿意跟我约会？”当对方腼腆地以“我有老婆了”回绝，他便立刻转为男声，豪气地说：“没关系！就算你老婆打电话来也不会被发现。”整场观众都为之捧腹大笑。
这种粗犷与妩媚的无缝接轨，透过第四台的放送，为彼时的少年打开了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而令少年更猝不及防的是，就在看完电视节目的隔天，在加油站打工的他，竟亲眼见到了梅兰娇本人来加油。少年鼓起勇气上前搭话：“你是不是那个梅兰娇？”对方很惊讶反问：“你怎么知道？”少年回以：“我昨天才在第四台看你上节目啊！”他对梅兰娇提及，自己对这行很有兴趣。
那场在油气味与引擎声中的奇遇，成为他踏入反串世界的起点。此后，他成了梅兰娇的助理，常载著他跑场，在庙会、夜市、同志酒吧的后台，看他怎么表演、怎么跟观众互动。“我的舞台技巧、主持诀窍，都是跟他学来的。”当年的少年，现在则以艺名“小辣椒”反串演出。
小辣椒的经验，实际上是解严后台湾社会一个骚动年代的缩影。1990年代，长达38年的戒严体制终结，社会宛如一个压力尽释的弹簧，各种被压抑的欲望与文化能量喷发而出。“反串”——尤以生理男性做女装表演——这一演出形式，便在彼时独领风骚。
当时，泰国人妖秀的盛名远播，多数台湾观众抱持著一种混杂著猎奇、窥探与禁忌的心态走进剧场。从台北西门町的地下酒吧、南国垦丁海滩的夜店舞台，到跃上电视萤幕的“红顶艺人”，前仆后继的表演者们，成为观众眼中既挑逗又新奇的娱乐符号。
在少年于深夜的加油站改变命运的同时，许多若他一般年纪的青年，也正从不同的入口，走入这个华丽、暧昧而充满生命力的地下世界。他们的故事，共同织就了一部横跨三十年的台湾扮装文化历史。
2024年，当台湾变装皇后妮妃雅（Nymphia Wind）在美国《鲁保罗变装皇后秀》的舞台上，以一袭融入台湾元素的黄色礼服戴上胜利桂冠时，无数萤幕前的观众为之沸腾，那是台湾扮装艺术前所未有的高光时刻。
当镁光灯聚焦于新生代的璀璨，此时人们亦才蓦然发现，那份隐藏在亮片与丝袜之下的真挚与反叛精神，早在这些前辈的身上，就已然闪耀。
三个世代的起点：被舞台偶然选中的人们
在那个资讯匮乏、性别意识朦胧的年代，踏上这条道路的起点，除了像小辣椒那样的冲击式启蒙，也可能是更为被动的偶然，或一份源自灵魂深处、无处安放的骚动。
约莫在小辣椒拜师学艺的同一时期，甫自高中毕业的台南青年小雯，先是在一间Disco Pub透过明星造型师，认识一家知名同志酒吧的老板。当时还没有表演经验的小雯，甚至不会跳舞，“我猜老板找我（反串）的原因，只是因为我的外表比较中性。”身高167公分，声音细柔、脸蛋也清秀的小雯，这些特质让他被舞台选中，成为他踏入了反串表演世界的起点。
彼时，台湾社会对“反串”一词极为陌生，店家索性打著“泰国人妖秀”的名号宣传。表演方式也随性，店家没经费邀请真正的明星，就让员工自己上场，随意化个妆、戴假发就出场；内容也相对单纯，大多是模仿当时的当红女歌星，如梅艳芳、方文琳等，对嘴演唱她们的招牌歌曲。
而当90年代的台湾本土掀起反串热，另一股来自西方的变装文化也悄然流入这座岛屿。
1995年，才刚满24岁的阿松从法国来台定居，他的变装皇后角色Connie，是台湾第一代变装皇后之一。与追求“以假乱真”的传统反串不同，他带来的是更具颠覆性的美学体验。
阿松回忆，他从小就藏不住自己的表演欲，“12、3岁时，我就很喜欢在‘不应该’表演的时候表演。”他会在语文课上，将枯燥的读诗变成换上服装的戏剧演出；他热衷扮演鬼、恶魔等“不寻常”的角色。然而，奔放的表演欲之下，却藏著一个因同志身份而“不由自主地想要隐瞒、藏起来”的内向灵魂。直到24岁那年来台湾，他的人生迎来转捩点。
“我的Drag，跟来台湾有两个大关系。”阿松说，他来到一个完全没有人认识他的全新环境，“对我来说，那是一个丢掉表演、做真正自己的机会。”
他公开出柜，也在台湾交了第一个男朋友。1997年，他先是因缘际会地在台北知名夜店“Funky”认识了一群正在地下室玩Drag Queen表演的台湾人。原先担任团队服装师的他，协助伙伴设计造型、弄假发，一天，一场三人的演出，恰好一人缺席，团队成员问他“要不要试试看”，这样的偶然，为他潜藏已久的渴望，找到喷发的出口。后来更组成变装舞队“Drama Queen”，连续几个夏秋，每周都有夜店老板找他们演出，甚至还上了电视节目。
他们的初登场，满是时代下特有的草根与混乱。小辣椒是在原定前辈临时出车祸、情急之下被推上场“赶鸭子上架”。当时的他，什么都没有准备，不仅妆化得不好，造型也不齐，连高跟鞋都穿不习惯。最后是几位前辈七手八脚地帮他弄好、在他的高跟鞋里偷套一双布鞋，并在台下不断打著暗号提醒他舞步：“来，右手四步，左手四步，定点微笑！”就这样，他踉踉跄跄地完成了人生的第一场演出。
尽管起点仓皇，但舞台的魔力一旦点燃，便再也无法熄灭。演出结束，肾上腺素尚未褪去，小辣椒心中只有一个清晰无比的念头：“这太好玩了！我一定要走这条路。”
他从不把反串当“工作”，而是“玩”。“所以我完全不紧张，只觉得开心好玩。”夜店老板对他的表现大为惊艳，跑来问：“我怎么没看过你？第一场就能演得这么好？”他说：“因为我是来玩的。”“你有舞台的天份，不缺表演的命。”老板这样告诉他。
华丽与禁忌的共生：淘金热潮下的展演与伪装
90年代之所以成为反串秀的黄金年代，跨性别作家陈薇真在其著作《台湾跨性别前史》中解释，这与80年代末台湾各地“牛肉场”被扫荡有关。
“牛肉场”指的是台湾1970至80年代特有的娱乐型态，主要为女舞者在歌厅或秀场演出“脱衣舞”供男性观众观看，“牛肉”即隐喻女性的身体。
牛肉场先是在70年代后期，发迹于蓝领阶级占多数的重工业港都高雄，80年代则进入全盛期，各地秀场兴盛，一场演出用万人空巷来形容也不为过。但随著竞争激烈，演出画面越来越露骨大胆，引发伤风败俗的社会质疑，引来警方取缔。
其中，有业者发现“反串”是游走法律灰色地带的商机。因当时法规对“公然猥亵”的标准男女不同，反串演出者即使以女装登台，甚至做过隆胸手术，在法律上仍被视为“男性”，业者循此漏洞让反串艺人站上牛肉场，既能吸引异性恋男性市场，又能规避女性裸露的罚则。这种“男性反串非女性、又可上空”的操作，成为许多秀场的生存策略，也为反串表演在90年代的爆发奠定基础。
此外，在那个还没有这么多舞蹈教室，也没有Gogo Boy、猛男秀的年代，许多男舞者的机会与收入远比女舞者少，“反串”意外地提供了一条能反过来取代她们的谋生之道。搭上解严后的娱乐爆发期，这门生意好到超乎想像。
“坦白说，当时只要认真点做，钱真的很好赚，跟现在相比是天差地远。”小雯回忆，“幸运的是，90年代初期的台湾，同志酒吧仍属稀有，只要有一家店办活动，北中南的业者都会特地去参观。”
小雯在台南初次演出后，凭借其出色的外型条件，很快便收到从北到南各家gay bar的演出邀约。“那时一场演出就能赚一万多块（演出费3000至6000，小费更高），”他说，“有时候一个周末就好几场，过年或重大节日一天赶三、四场是常有的事。”这股淘金热甚至吸引了异性恋男性投身其中，还衍生出专门为反串艺人接洽演出、抽取佣金的“猎人头”生意。
出道仅一年左右，小雯就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为自己投资顶级的“战袍”。那时一件正式的高订秀服要两、三万块，他大手笔花了七万块，做了两套全新的秀服。“那是我送给自己最开心的礼物，”三十年过去，那两套华服至今仍妥善保存在他身边，“那是陪我走过很多舞台的战袍。”
相较于小雯在gay bar圈的迅速窜红，小辣椒的发迹之路则更为江湖。他跟著师傅梅兰娇，将三十年前就毅然接受隆胸手术的“胸部”，作为了舞台上的演出桥段。当年，台湾流行一个“槟榔西施”的哏——买一百元槟榔，客人就会撩开西施的衣服看胸部。小辣椒将这样的文化现象挪用到舞台上，当观众好奇地问他：“你这真的假的？”他们就回：“来，摸一下，‘两颗一百’！”成为他们经典不败的段子。
没有档期的日子，他便去酒店兼职做“第三性公关”。90年代末的酒店，仍弥漫著如台剧《华灯初上》所描绘的老派氛围，一家店里六、七个女孩中，往往会安插一、两个反串艺人作为“特色”。
身处莺莺燕燕之间，有些资深反串艺人会刻意隐藏生理性别，深怕被客人知道自己是男生。但年轻的小辣椒却反其道而行。“只要有人问我，我就直接摊牌：‘对，我是男的。’那客人会不会因此排斥？不会，反而更喜欢，因为——‘我很特别、我很好玩。’”
有客人会开玩笑问，能摸你胸部吗？有的前辈会严肃拒绝：“不行，我是女生！”但他会从胸罩翻出两片假奶：“可以呀！还能带回家放床头慢慢摸，我再去买新的就好。”客人笑翻，也成为小辣椒的记忆点。
他也说，率先揭露男性身份，其实也像一剂预防针，“在台湾陪酒常伴随情欲流动、容易出乱子，我先揭露‘我是男的’，反而保护了自己的身体，也让互动更纯粹趣味。”
台湾“反串”风潮在1995年，由艺人蔡头（本名蔡斯文）创办的“红顶艺人”表演团横空出世后达到顶峰。蔡头结合传统戏班子舞艺，喊出“媲美美国百老汇、巴黎红磨坊”的愿景，让反串演出结合艺术与商业。
据陈薇真在《台湾跨性别前史》中提到，红顶艺人首演，外界都等著以“妨害善良风俗”取缔，结果却连时任观光局长看完都起身鼓掌，希望能像泰国人妖秀一样，成为台湾代表的观光艺术之一。反串秀也得以登上大雅之堂，并在有线电视广泛露出。
小雯回忆，红顶艺人起家时，教她跳舞的老师也一度前来接洽入团，开出一个月三万多的优渥薪资，不过她最终选择了婉拒。“我的个性不喜欢被限制。”她解释，红顶艺人采集中管理，团员必须同住宿舍，早上定时起床练舞，巡回各地演出，一天至少三场，且有不能接案、不能私下以女装在外游走等严格纪律。
但红顶的出现，确实深刻地改变了90年代后期的反串生态。他们的表演倾向于精致的剧场式演出，一场演出往往两、三个月前就开始准备。早期泰国人妖秀以孔雀式的华丽装扮出名，红顶则是把中华文化的华丽运用到反串演出。
“我印象很深刻，那时的红顶有如‘四大美人系列’，反串艺人分饰西施、王昭君、貂蝉、杨贵妃。”小雯回忆，还有一场以爱国歌曲〈梅花〉为题材，“六个舞蹈员衬托一个主秀，每个人手里拿著大大的梅花花瓣，把主秀包在中间，最后花瓣散落，画面非常唯美。”
然而，在华丽的舞台背后，却隐藏著一个如今看来极为吊诡的现象：反串艺人被默许以女装取悦观众，却被严格限制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
“红顶艺人在电视上受访时，强调成员每个都是‘真男人’，团体里没有一个同性恋。”小雯说，“我们同业在台下常常笑翻，因为实情大家都心照不宣。”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同性恋是不能被接受的，甚至被当成一种“原罪”。
因此，反串艺人只能强调“我是异性恋，但我化妆、穿女装，比女生更像女生”，作为噱头吸引观众。“就是一种猎奇，他们看待我们就像逛动物园一样。”小雯坦言。
面具之后的三张脸孔：反串、扮装与Drag的哲学分野
当舞台站稳后，对他们来说，“我是谁？”“我要在台上扮演一个怎样的‘女人’？”的疑问开始涌现心头。
作为传统反串流派的小雯，在他的演出中，便在追求极致的女性美，以及舞台上下的绝对切割。“对我来说，舞台是一个很神圣的场域。只要化了妆、穿了衣，就是在表演，不管是不是在台上，我都要绷紧自己的一言一行。”演出结束后，他会立刻卸妆，回到私下的自己。“私下的我就是一个超级普通人，不会招摇，也不强调自己是反串或Drag Queen。”
不过，一旦对方得知小雯的反串身份，露出难以置信、惊讶不已的反应，这也让小雯很是享受。“那代表著‘小雯’在舞台上活出了一个清清楚楚的自己，那也是我对表演这份工作的追求与尊重。”
阿松诠释下的Connie，则带来了颠覆性的Drag美学。他说，Connie不追求成为一个“看不出来是男生”的漂亮女生。“如果你想看漂亮女生，就去看真正的漂亮女生就好。”对他而言，他要让观众一看就知道我是男生，但同时，又扮成夸张的女性样子。“我是在放大‘社会对超级女性化的刻板印象’，那些不自然、甚至荒谬的容貌标准与要求。”
Connie的假发会刻意加高20公分、颜色有绿有红有蓝有黄；胸部塞成哈密瓜；屁股垫成大西瓜；高跟鞋高得吓人。但他会刻意留著手毛、带著胡子上妆、上台，故意制造对比，告诉大家：“对，我是男生，但你看，这样是不是很特别？”
“传统反串多追求‘看不出是男生’，要很美。我们则不同，想要幽默、荒唐，甚至有点absurd（怪诞）。”他们的表演大多搞笑，有剧情、有twist（转折），不是只是出来lip-sync（对嘴）一首歌而已，而是整段小剧情，打破“反串就是要美”的印象。
而从南台湾一路闯荡的小辣椒，他的名号是在转往垦丁后才真正累积打响的。当时垦丁有三间表演场，他们店起初名气最小、最不好做。“每一晚，我跟DJ从零开始磨合，节奏搭得怎么样？跟客人的互动够不够？下一场气氛怎么吵？付出的功夫不下一场演唱会或舞台剧。”后来靠著一场又一场的经验，店的名声被他们冲到第一，“小辣椒”的名号也从垦丁传到全台湾。
如同在酒店吧台的策略，舞台上的小辣椒，永远不只是“美美地跳完下台”。他敢穿、敢跳、敢玩，最重要的，是他不避讳“我是男生”的身份，并将“忽男忽女”的切换，变成他的个人招牌。
“我比较不会把自己硬放在某个标签里，说自己是Drag Queen或反串艺人，”他说，“我就是小辣椒。”在近年变装皇后文化兴起，许多人妆发融入特定的流行元素时，他反而维持自己一贯的本土女人味，“只要我在同一群人里最不一样，就最容易被记住。”
然而，“小辣椒”只会在他表演时候出现，卸妆后的他个性很安静，可以宅一整天不讲话。年轻的时候，他刻意将两种身份切割开来，“我是把小辣椒当成‘天后’在经营，是只存在舞台上的神秘女人。对我来说，观众只需要看见舞台上的小辣椒，我的私人生活不需要任何人来介入。”
暗场与重启：一个行业的退潮与新生的浪光
任何浪潮都有退去的时刻。90年代那股由欲望、商机与解严后骚动能量共同掀起的反串热，终究在千禧年后，被网路的兴起与娱乐型态的碎片化稀释。“任何东西看久了都会腻，观众看过一轮，兴趣下降了，反串表演也慢慢冷却。”小辣椒感叹道。曾经挤满人潮的秀场，灯光一盏盏暗下。
“大概有将近十年的时间，这个行业非常落寞。”在这段行业的暗场期，仍在坚持的表演者们各自走上了不同的路。小辣椒转行去当调酒师，但他从未放弃对舞台的热爱，不曾放过任何演出机会。另一边，Connie 的“Drama Queen”舞团在1999年后因夜店倒闭而解散，他因此“冬眠”了近十年。直到2010年前后，他才重新回来表演。“忽然常梦到自己上台却没准备好，有如考试的噩梦。”阿松说，“我自觉，是我心里的创造欲望蠢蠢欲动。”那萦绕不去的梦境，最终将他拉回了舞台，如今他在红楼DALIDA有著稳定的Drag show。
他们见证了产业的狂飙与衰落，也在近年感受到了新的浪潮。妮妃雅的成功，让台湾年轻人重新对这个领域投注目光，“你说反串也好，变装也好，这些讨论又被炒热起来，算是重返高光的时刻。”小辣椒说。
他也到今昔的差异：“以前的反串与现在的变装，差别在于以前很多的反串艺人，是‘想当女生’所以才去反串；但现在的年轻人之所以变装，更多是‘享受舞台、享受娱乐观众’，我想这就是时代的进步。”扮装不需要一个“职称”或“理由”，只要忠于自己的灵魂。
卸妆之后：扮装作为疗愈与永恒的反抗
走过三十年的舞台岁月，在他们眼中，装扮早已超越职业，成为一种自我疗愈与反抗世界的姿态。
Connie说，Drag让他学到了“自由”。“我在台湾，大家一看就知道我是外国人，”他说，既然已经不同了，那再“更不同”、“更奇怪”一点，也不会太被质疑，反而比其他人更多了些自由的空间。“Drag给我勇气，突破我童年在法国，那个内向、保护自己的壳。”
他分享一段在台湾同志大游行中的经历。当时，他化身Connie坐在花车上休息，一名听障的少年走近，在手机上打字给他看，上面写著“我可以给你一个拥抱吗？”他告诉Connie，自己是gay，但不敢告诉别人，因为看到游行、看到Drag，他知道自己不是孤单的，有了勇气继续活下去。“他说，谢谢我们。”Connie说，“我那时真的觉得，如果我做Drag能改变一个人的生命，那就值得了。”
他相信，Drag本身就是一种魔法。“就算是很man的人、很straight的朋友，你帮他戴上假发，他也可能瞬间解放。那不是装扮，而是把原本藏在里面的东西释放出来。”他记得第一次表演隔天上班时，“我的走路姿态不由自主地收不回来。那种‘Drag persona（变装性格）’会留在身体里，让你意识到：原来我也可以这样。化妆的魔法会让你发现，自己身上有颗奇异的种子，只要浇一点水，它就冒出来了。”
反串跨越了时代，变装延续了永恒，Connie说，“因为它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反抗。”他认为，只要社会对性别存在著一套僵化的标准——男生该怎样、女生该怎样——那就必然会有一群人站出来挑战这个标准。“他们会说：‘我才不是那样。’并且用表演的方式告诉你，‘你不让我穿红色？好，我红色头发、红色高跟鞋全穿给你看。’这就是一种反抗。”
过了三十年，小辣椒则想著要再创造一次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他坦言，现在像是他刚到垦丁之际，红的人太多，很多人都忘记他了。但他不怕重新开始。“从16岁开始接触舞台，我学会了许多事，最重要的是——学会怎么让眼前的人记住我。”
而只要社会对性别存在著一套僵化的标准，反抗的表演就永远不会过时。“只要有这些东西存在，就一定会有 Drag。”Connie 认为：
每个人都独特，为什么只能有一种表达方式？我白天可以很邋遢、很‘男性’，晚上花几个小时变成另一个样子，这都没问题——这世上没有一条规则可以定义我们“怎么样才对”。
评论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