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库尔斯克攻势给乌克兰带来了什么？——军事上的风险与政治上的成功

2024年8月7日，乌克兰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Kursk Oblast）发动出乎意料的进攻，到现在已有三周，随着前线逐步从运动战转入相对静态的阶段，战争迷雾也逐渐消散，外界对整个行动的观察有了更多的信息与把握。另一方面，由于乌克兰将大量部队与装备转向这一攻势，顿巴斯前线的状况加速恶化。俄军前锋已经抵达重要的后勤与交通枢纽波克洛夫斯克（Pokrovsk）。一旦该城陷落，乌克兰在顿巴斯地区最后的主要人口中心克拉玛托尔斯克综合体（kramatorsk agglomeration），就将暴露在俄军的攻势之下。

本文将目前的动态局势放在俄乌冲突更为宏观的政治与经济背景中分析，探讨各方战略决策的语境与意图，并据此分析接下来俄乌战略图景可能的发展方向。

乌克兰的战略困境与压力

乌克兰即便在“最好局面”下，仍然会面临巨大的在不利条件下与莫斯科谈判停火的压力。

截至2024年夏天，无论是乌克兰内部还是外部的观察者，都承认军事局面的发展并不对基辅有利。笔者在年初曾总结道：在去年夏季反攻以失望收尾之后，乌克兰面临国防工业全面运转、部分进入战时经济的俄罗斯，转向了战略守势。由于对2023年反攻寄托过高期望，乌克兰及其西方盟友都没有对战争节奏的转移做好足够准备。这导致他们没有对三个结构性问题——兵员匮乏、弹药（尤其是炮弹与防空拦截器）不足、缺乏防御工事——做出充分的准备和反应。

这半年来的战况基本印证了笔者的分析与预测。美国援助乌克兰的补充法案在国会拖延半年之久，加剧了乌军面临的困境。乌克兰军方与总统就征兵问题龃龉不断，导致加强征召年轻兵员的法案在最高拉达搁置不前。俄军在滑翔炸弹、无人机、炮火，与突击步兵战术的加持之下，于顿巴斯地区不断以巨大伤亡为代价持续前进。另一方面，俄军在哈尔科夫州的攻势尽管没有获得预期的战略效果——制造边境“缓冲区”，分散乌克兰军队的防守力量——但无疑也让基辅本就不太乐观的战略前景又蒙上了一层阴影。

西方盟国与基辅面对这些困境并非无所作为。美国众议院最终在共和党议长迈克·约翰逊的牵头下通过了补充法案，大量弹药装备得以补充进基辅的武器库。与此同时乌克兰也调低了征兵年龄，并加强了对违法逃避征兵的贪腐问题的打击。至2024年8月初乌军在库尔斯克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时点，俄军尽管仍然在顿巴斯前线享受炮火优势，但是根据军事专家估计，其差距已经从平均而言的1：6降低到1：3左右。在基辅2024年4至5月最脆弱的时间点上，俄军无法通过大规模的合成武装作战大规模歼灭乌军建制、突破防线，而只能渐进式前进。这意味着在入秋之后俄军2024年的攻势本来会逐渐减弱，战线会逐渐稳定。从纯粹军事角度，这对于2024年内外交困的乌克兰并非是最糟糕的、不可接受的结果。因为这意味着乌克兰仍然有机会在2024年剩下的时间里学习错误，巩固阵线，积蓄力量，为2025年及之后的战斗做好准备。

然而，军事是政治的延续。2024年夏天的乌克兰尽管没有面临2022年初战争最开始一周时生死攸关的、即刻的军事威胁，但库尔斯克攻势发动前的战场轨迹却明显在助长对乌克兰战略层面不利的政治话语与动力。盘旋在基辅和欧洲盟友内心上空最大的阴影，是今年11月美国大选后特朗普重新上台的可能性。他数次表达尽快结束俄乌冲突，减少乃至停止对乌克兰援助的意愿。特朗普的副总统候选人J.D.万斯更是对美国在欧洲持续大量投入精力和资源持批评态度。抛开这两位总统候选人的个人立场带来的不确定性，乌克兰即便在“最好局面”下——民主党执掌的白宫与国会——仍然会面临巨大的在不利条件下与莫斯科谈判停火的压力。

究其原因，这一主张背后有着若干看似合理的判断，而这些判断表面上的合理性 ，又明确地联系着西方国家对目前战场局面的感知。

“战争经济学”的局限性

西方观察家在战争开始时，对俄罗斯经济的适应能力与俄罗斯社会的坚韧性做出了过于轻率的假设，严重高估了西方经济制裁的效果，他们现在又有了过度矫正，无限夸大俄罗斯战争潜能与社会团结的倾向。

大致来说，支持对基辅施压以求（在对其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冻结”冲突的论证，基于以下一些观察。

首先，由于低成本、高质量的探测器（sensor）的普及，战场已经变得愈发透明。结合预先准备的防御体系，“突然进攻”已经不太可能，这给了有备而来的防守方相对于进攻方不对称的优势。大规模合成武装的运动战进攻已经成为不可能。静态的、对位置的消耗战争夺会成为整场战争的标志性特色。

其次，基于上面的判断，唯一可行的可以实现战果的方式，就是通过压倒性的火力与人力，淹没敌军的防线。这也是目前俄罗斯在顿巴斯地区采取进攻的模式。从2023年反击的失败来看，乌克兰未来如果想要收复领土，也只能采取类似的战术。

第三，进一步的，这意味着战场轨迹的发展将会是线性的，可预测的，纯粹关于数字（数量）的比拼。而无论是从潜在的人力还是军事工业生产能力判断，乌克兰面对俄罗斯都不占据优势。最后，再考虑到西方援助乌克兰的政治意志的不确定性与军事工业增产的困难，基辅的战略环境与军事局面在可预见的未来只可能持续恶化，军事上的努力只影响是加速还是延缓这个过程。因此，西方国家早日施压乌克兰实现与俄罗斯结束直接敌对，哪怕（暗含着）接受重大不利的条件，是唯一理智和现实的符合其国家利益的方案。简而言之，在上述视角观察下，乌克兰既缺乏任何可信的“胜利理论”（不管这种“胜利”如何定义），也缺乏以有利条件持续地与俄罗斯进行消耗战（attrition warfare）的政治经济条件。

必须承认的是，这一视角并非全无道理。在总体战的语境下，军事力量无非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之能力的代理变量。最终决定战争如何收场的，不是个别的战术甚至作战层面的操作，而是交战方谁能够在内外因素的帮助下，维持比对方更为坚挺的国防经济——这不仅包括更多的装备、更好的训练、更充足的兵员，也包括如何在战争条件下，维持整个社会（大部分人并不直接在作战）的生产与生活。

军事分析家迈克·考夫曼（Michael Kofman）今年6月从乌克兰前线考察回来后报告说“这场战争的胜负并不取决于谁占领了顿巴斯接下来的15-20英里土地”。他一方面是暗示在作战层面上，乌克兰可能会在今年丢掉剩余顿巴斯领土的控制权，另一方面是指出，整场战争的“战略重心”（center of gravity）已经不在于具体的一个据点、一条壕沟的得失。乌克兰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尽可能维护自身基础设施和经济活动的运转，多大程度上对俄罗斯的袭击采取对等报复，其重要程度不亚于在战线上又击退了多少次俄军进攻。无论是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石油存储设施的轰炸，还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发电厂与变电站的空袭，都是对这一战略图景的认知与反应。

上文所简述的“冲突冻结论”的局限性之一，就在于假定“战争的经济学”——军事能力与社会经济的转化与互动，可以通过简单地计算人口、工业生产等数字就可以得出结论。实际上，即便是普京也并不希望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赔上全部家底，追求一场同归于尽的胜利对他来说也绝非是可以不假思索做出的决定。乌克兰的经济状况当然并不乐观，但俄罗斯也过得并不轻松。

过热运转的军事工业与军队招募志愿者人为制造了俄罗斯大量劳动力短缺，推高了工资造成极强的通胀压力。普京在2022年的部分动员之后，仍然仰赖“志愿招募”来维持其极大伤亡的作战方式。普京在7月31日签署命令，将志愿签约者的一次性奖金提高到40万卢布（约4600美元）。各个城市和地区为了争夺稀缺的志愿者资源，在国家待遇的基础上也不断加码，额外提供经济补偿。比如说，莫斯科市民假如自愿参军，如今一年可以拿到60000美元的收入，接近美国的平均工资水平。这大大高于莫斯科地区，更不必提俄罗斯总体的平均收入。然而更高的价格，却吸引来了更少的士兵。根据西方和乌克兰方面的分析，俄罗斯军队在2023年大概可以每月招募到3万左右志愿者，而在2024年，这一数字下降到了大概每月2.5万，其军人的平均年龄也趋近于38岁——并不比乌克兰的43岁有着太大优势。

由于西方观察家在战争开始时，对俄罗斯经济的适应能力与俄罗斯社会的坚韧性做出了过于轻率的假设，严重高估了西方经济制裁的效果，他们现在又有了过度矫正，无限夸大俄罗斯战争潜能与社会团结的倾向。上述分析说明，即便是在“人力”这一俄罗斯相对乌克兰最有直面优势的领域，俄军所能享受的实际能力仍然受限于从政治、经济、到技术上的多种限制。并不能可持续地、无穷无尽地转化为针对乌克兰的战场优势。普京或许是一位喜欢出奇制胜的“赌徒”，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会考虑自身选择所面临的成本与风险。

乌克兰在黑海针对俄海军的拒止作战（sea denial）在战略上的成功，不在于基辅摧毁了多少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水面舰艇，而在其向普京展示了自身威胁俄罗斯重要军事命脉的能力。这一威慑力让乌克兰在俄罗斯退出黑海谷物倡议后，仍然能够与莫斯科达成某种默契，双方继续保持黑海经济通道的畅通。这对维系乌克兰的经济状况至关重要，也证明了克里姆林宫并非对激励、惩罚和风险完全不做出反应——对于任何未来可能的停火与和平协议，这都是至关重要的知识与教训。

库尔斯克攻势的政治效果

既然政治会影响军事的结果，那么反过来要改变政治的感知也就需要军事上的变化。

“冻结论”的局限性之二，就是过于僵化和绝对地接受了“静态战场”与“运动战的不可能性”这一假设。正是在这一点上，乌克兰的库尔斯克攻势最为直观和迅速地改变了西方观察家中流行的共识，将动态重新引入战场，人为创造新的机遇与不确定性。

为了造成突然袭击的战术效果，乌军总部采取了许多手段，吸取了许多教训，并做了精密的计划。在行动开始前，只有军队总司令亚历山大·西尔斯基中将与总统泽连斯基在内的小范围人员知晓。美国在内的盟国事先被蒙在鼓里，既最小化了如同去年反击作战时遭遇的大规模泄密风险，又排除了盟国可能的事先反对，造成其不得不追认的“既成事实”。执行作战的部队很多是从困难的前线撤换下来的，直到行动的最后一刻才被告知计划。乌军宣传自身在苏梅地区集结部队是为了预防俄军重复在哈尔科夫地区的攻势，并利用夏季繁茂的树阴掩盖部队集结的规模和行进路径。

乌克兰发起进攻的地点和时机也是精心挑选的结果。俄罗斯今年大选之后，军事领导层经历了大规模换血与改编。负责库尔斯克地区防御的列宁格勒军区与莫斯科军区大量单位驻扎在乌克兰战场，防区力量空虚，不同情报、治安、军事单位的指挥系统协调混乱。列宁格勒军区新任指挥官亚历山大·拉平将军在之前的乌克兰战场上表现不佳。

乌军大量使用无人机、电子战与机械化部队瘫痪俄军的监视网与防御系统，压制俄罗斯空天军（VKS）的战场支援能力，并且通过高速机动实现了对部分俄军单位的包围。在行动开始10天后，库尔斯克边境的小城苏贾（Sudzha）就已经完全落入乌军之手，有若干俄罗斯部队成建制被俘投降，人数可能达2000之众。乌克兰军在此地设立行动基地与后勤中转站，继续确保对库尔斯克地区的深入侵袭。

从军事角度来说，这一行动的高风险是不言而喻的，而其可能的军事收益则不那么确定。普京不喜欢表现出自己被迫出于弱势与对手谈判，指望他用乌克兰占领的俄罗斯领土交换乌克兰的被占领土不一定现实。俄罗斯民众在战争中表现出了惊人的忍耐力和适应力。尽管库尔斯克与别尔哥罗德地区的紧急疏散，在俄罗斯民众中造成了大量不满，这种不满不太可能转化为针对克里姆林宫的直接威胁与压力。乌克兰将急需的人员与装备用于在敌方领土上的进攻行动，必然导致顿巴斯前线的空虚。

事实证明，到目前为止，俄军虽然确实从乌克兰战场调动了部分人员和装备支援库尔斯克，但是在顿巴斯地区的进攻烈度有增无减。乌克兰在波克洛夫斯克与恰西夫亚尔（Chasiv Yar）前线面临崩溃的危险，这意味着乌克兰在整个顿巴斯地区的控制都将受到威胁。而其在库尔斯克地区的作战在最开始的突然性消失之后，也在面对越来越成组织和激烈的俄军对抗。在战场由动态又再次转向静态的过程中，乌克兰会不断以更高比例损失宝贵的精锐部队和西方装备。在乌军防御力量已经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再度主动在敌方领土开辟需要投入资源防守的新战线，毫无疑问会进一步恶化乌军目前的人员与弹药困境。当然，正如军事分析家罗伯·李所指出的，如果俄罗斯不满足于在库尔斯克地区建立防线，单纯地隔离乌克兰对俄罗斯领土的侵占，而是出于政治理由发动不计代价的反攻，那么乌克兰就有机会对俄军造成不对称的伤害，创造有利的消耗战交换比，并减轻其它前线的军事压力。

然而单纯从军事视角出发，并不能全面客观评价库尔斯克攻势的可能得失。对于乌克兰国内的军民和西方盟国的观察者来说，抽象分析无法改变战场被锁定在逐渐输下去的“凡尔登式绞肉机”这一感知。而这一印象本身就会影响乌克兰军民的士气与信心，也会影响西方支持乌克兰的决心与耐性。

“等待、储备、消耗”或许是军事上最稳健的做法，但正如克劳塞维茨无数次指出的，这世上并不存在完全封闭的“军事逻辑”。政治是军事的上位，无法改变政治叙事与政治环境恶化的军事战略会丧失其存在意义。对于军事斗争中的弱势者而言，更有风险的选择也可能是理性的。或许，在乌克兰最高决策层看来，如果顿巴斯地区面临的命运无非是早一点还是晚一点彻底被俄军占领，那么趁着还有选择的时候，尝试一些激进的可能性，把局面打开，比起被动接受只会不断恶化的局面更有吸引力。

为打破有缺陷的、但却可能自我实现的负面叙事与政治动力，只是纸面上指出其政治经济学逻辑的缺陷和潜在的灾难性后果是不够的。既然政治会影响军事的结果，那么反过来要改变政治的感知也就需要军事上的变化。正如劳伦斯·弗里德曼爵士的判断，以这个标准来看，库尔斯克攻势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政治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