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左岸出版社新书《归属之仪》，这是一本人类学家研究，从槟城华人的节庆与庙宇开始，探讨华人在异地会长出什么样不一样的果实。端传媒获授权转载。
即使槟城的地位略逊于新加坡，但它依然继续吸引来自亚洲与欧洲的移民与定居者，并保有海峡产品区域贸易中心的地位。许多来到槟城的人是找寻财富与名声的旅居者，但槟城也吸引著其他希望享受天然美景、气候、异国食物与悠闲生活风格的人们。一八一一年，有一位英国访客描写从升旗山向下俯瞰的美景：
我们穿越一大片浓密几乎无法穿越的巨大森林，登上这座陡峭山峦，怀著愉悦的心情，将视线落在从山边一路延伸到海滨的美丽平原上。美妙的山谷散布著漂亮别墅与风景如画的小屋，交错著令人心旷神怡的马车路，山上流下的曲折溪水蜿蜒流入大海。这整个地方栽植浓密。园圃生产了最美味可口、保持在最佳等级的水果，胡椒园种植极为成功，尽管这是靠著园主投入大量照料与技术才得到的成果。在这个山谷里有广阔的胡椒园，也有许多稻米、棕榈、槟榔与可可树的园圃。向南眺望时，可看到乔治市与港口区。在这座小城里，以各类建筑风格所建成的住屋产生了一种奇特的视觉效果──欧洲人宅邸、印度人小屋、马来人农舍、华人店屋，以及缅甸人简陋小屋交错在一起，没有规则且显然没有规画，最初定居者各自依据其家乡习俗来建造房屋……有四位东印度人坐在一个船锚上……同时有华人的帆船、马来船、小船与舢舨往各个方向移动，妆点著我们向南眺望的风景。
马来亚华人的事业
莱特将这座新占领的岛屿命名为“威尔斯王子岛”（Prince of Wales Island）（但本地人继续采用原本的马来语名称Pinang［意指槟榔］来称呼它，华人也因此称之为“槟榔屿”），它吸引了大量移民与定居者，其中包括了许多华人。在整个十九世纪，华东华南地区艰困经济政治条件所产生的推力，再加上东南亚所能取得的经济机会的拉力，劝服或威逼许多华人从福建与广东涌入此地成为“苦力”（coolies，这是英国人对廉价契约劳工的称呼）。到十九世纪末，新加坡的英国副华民护卫司（Assistant Protector of Chinese）观察到“目前这座殖民地的大部分贸易（与）财产控制在华人之手，实际上所有的劳动阶级也是华人。这座殖民地，除了它的名称（马来语：Pinang）之外，全都属于华人”。
巴素观察到，若是将华人与殖民地时期马来亚的其他亚洲人社群相比： 华人……就像头戴著荣耀花环。年复一年，（仿佛）有数以千计的赞颂花朵妆点在华裔商人与工匠头上。莱特说华人是“我们居民当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李思赞扬他们的勤劳，纽伯得认为他们是“海峡殖民地最有用的一群”，而米尔斯列举了杰出英国人异口同声的一长串赞扬。华人具备从事各式各样工作的能力，从养猪到制锁（以及开锁），从绑绳结到采锡矿，从种豌豆到烧煮肥皂。 虽然许多华人以契约工的身分来到这里，但他们大多签的是短期契约，往往在工作一年期满（偿还渡海来到槟城的费用）后就可自由从事其他有利可图的投资。英国作者经常提到，从劳工、工匠到富裕的企业家，华人在海峡殖民地各个社会层面的商业生活都扮演著重要角色。
为了支应各类行政开销的经费需求，英国人借由饷码制度（farming）将许多行业与商品的独家经营权交予特定商人，以增加税收，范围涵盖鸦片、烈酒、猪肉与当铺等，有一段时间甚至还包括赌场。实际上，依据特洛齐的计算，在海峡殖民地所征收的本地税赋当中，鸦片所占比例“很少低于百分之四十，经常超过百分之六十”。富裕的华人企业家，往往成为英国人笔下的“华人社群大亨”，无一例外地掌握了鸦片与烈酒的独家经营权。但英国殖民政府在一九○九年终结了饷码制度，废止鸦片与烈酒的特许经营权与销售权，改为政府专卖。另一方面，来自欧洲与亚洲的社会运动人士联手推动了反鸦片群体，在这股压力下，英国政府采取了逐步禁绝鸦片的政策，但直到一九四三年日军占领马来亚之后，鸦片贩售才正式成为非法。在殖民时期，华人的秘密会社（secret societies）──英国人笔下的华人“誓盟会党”（sworn brotherhoods），包括天地会（或三合会）与其分支组织──深深涉入了合法与非法的鸦片买卖。殖民地政府实施的鸦片专卖制度导致走私黑市蓬勃发展。更何况，在禁止买卖鸦片之后，这些秘密会社依然继续牵涉其中。
华人也是海峡产品重要贸易的中间人，这个中间人角色催生了负面的族群刻板印象，且持续至今。例如泰国国王拉玛六世认为华人是该国境内的怪异少数群体，并相信他们是“无法同化、投机、两面、欠缺公民美德、奸诈、躲躲藏藏、叛逆、财神信徒、经济寄生虫，以及‘东方的犹太人’等等”。即使华人在殖民地时期的马来亚无疑扮演重要的经济角色，但是只将华人视为无法同化、唯利是图的外人的这个刻板印象，确实必须受到挑战。
海峡殖民地内部的文化多样性
海峡殖民地的华人社群主要是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移民，其复杂程度超乎我们的想像。这些移民自我区分为几个亚族裔社群（subethnic communities），各个社群各自拥有会馆跟专门行业。实际上，有位作者主张马来亚华人的异质性相当高，以至于并不具有共同的华人族群认同。人们在描写各“方言群”（dialect groups）之间的关系时，往往凸显其冲突，而非合作，像是新加坡商人瑞德就瞧不起这些方言群，称之为“不同的部族”，并深受“半文明的甚至完全野蛮的种族所具有的狂热同族情感”所影响。然而，这些移民确实组建了诸如誓盟会党之类的团体，让华人各个不同的亚族裔社群（sub-ethnic community）成员得以聚集在一起，调解彼此的冲突，并合作策画举办广福宫的主要庆典。广福宫座落在乔治市中心，供奉的是观音佛祖，其中包含两组共同领导人，分别代表广东人与福建人社群，两个社群内部也都非常复杂。
当瑞德这类的观察者将华人描述成部落群体或种族群体，他们指的是由语言界线所划分的群体，往往称为方言群。事实上，这些所谓的方言（dialects）涵盖在三种区域语言（regional languages）之下，每一种区域语言都有各自的方言：闽南与闽北语系（包括在槟城俗称“福建话”的厦门方言，也包括潮州、海南与福州方言）、粤语（广东话），以及客家话。语言往往与这些移民的“祖居地”相重合，构成移民群体的认同核心。不同亚族裔社群的成员往往会在经济领域上竞争，有时也在槟城与新加坡的街头爆发激烈斗殴，让欧洲人社群深感震惊。
华人的移民群体系依据所操持语言及其在中国的“祖居地”来区分，但这并非海峡殖民地华人多样性的唯一来源。我们也可见到名为“峇峇娘惹”（Baba Nyonya）的混合文化。“峇峇”、“娘惹”这两个词（无论是合在一起或分开使用）皆是用来描述华人男子与本地女子通婚所产生的华人——马来人混合文化的后裔。在槟城出生的峇峇华人（Baba Chinese有时称为“海峡华人”）透过其独特的社会习俗与群体内婚，并与更晚移居至此的华人（immigrant Chinese，新客华人）保持距离。
这个华人本土化的过程从移民早期（在马六甲可回溯到至少四百年前）就已展开，当时华人居民经常迎娶马来女子或混血女子。这种通婚导致了独特的混合文化。峇峇华人说的是“峇峇马来话”（Baba Malay）── 这种混合语参杂了马来话与福建话的词汇和语法。他们过著马来人的生活方式，包括以非常辛辣的烹调方式为基底的娘惹菜肴、蜡染纱笼（batik sarong）、绣花短衫，以及专供女子佩戴的金饰。他们也拜跟马来圣迹有关的神灵，马来语称之为“拿督克拉末”（Datuk Keramat），他们则称之为“拿督公”（Natu Kong），这个名词结合了两种称呼长者的字汇，即马来语的“拿督”（datuk）以及华语的“公”。他们大多没有改宗伊斯兰教，而是维持祖先崇拜习俗，借此确保他们延续了华人父系继嗣亲属体系与华人民间宗教文化。许多峇峇华人依然穿著唐装，留著满清强制施行的辫发，他们有时也会研读华文传统经典（不过峇峇确实拒绝为女孩缠足，这一点有别于清朝汉族生活形态）。即使峇峇华人的生活已有极大转变，但他们依然维持著华人认同感。然而，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早期，英化（Anglicization）与再华化（re-Sinification）为峇峇华人认同增添了新的面向。
英化
一八一六年，由殖民地牧师哈菁领导的一群人建立了马来亚第一所现代学校“大英义学”（Penang Free School），提供马来文与淡米尔文教育，也提供英文教育。这所学校的宗旨就是，只要“思想与信仰自由”（freedom）存在一天，这所学校就是自由且免费的（free），无论其所招收的学生是哪种种族或宗教背景。英语教育为族群及语言多元的槟城居民提供了绝佳机会，因为英语是行政与贸易的语言，娴熟英语的毕业生能取得公职，以及更优渥的薪资。一八八五到一九一一年以及一九二四到一九四八年这两段期间，大英义学有少数几位优异学生获颁女王奖学金，得以前往英国深造，接受专业训练。
对海峡（或峇峇）华人而言，英语享有较高声望，让他们得以认同于自己所出生的这个英国殖民地，并与较晚来到的新客华人有所区隔。海峡华人也采用了许多欧洲生活方式，从语言到饮食，到车子、体育与房屋设计等。海峡华人甚至会认为自己是“白人”（马来语：orang puteh），正如巴素所指出的，这意味著“他们就是英国子民，并为此感到骄傲”。
在此同时，就算是英化的海峡华人，依然维持著华人的外表。再者，即使某些海峡华人可能自我认同为白人，但由于肤色的障碍，殖民地的英国人并不会接纳他们，也不会视之为同类。一八六七年，海峡殖民地的控制权从英属印度转移到英国殖民部之后，又将这个身分认同的障碍抬得更高，此后殖民地官员改由伦敦直接指派。结果就演变成受过英语教育的海峡华人构成一群独特的社会菁英，同时把自己跟华人贸易菁英、英国人区隔开来。这群菁英在《海峡华人杂志》（Straits Chinese Magazine）这类的出版品中继续表达对维多利亚时代进步观的仰慕之心，并深刻投入改革、更新与捍卫其文化传统的工作。
改革、革命与再华化
直到二十世纪早期，华文教育在海峡殖民地才得以普及。在十九世纪，华人如果想让孩子接受华文教育，可能会聘请私塾老师，或将孩子送到宗祠或回到中国学习儒家经典。中国科举考试的基础包括了古典文献的知识，这项考试不仅是人民在中国科层体制的控制下取得官位的途径，更是教养与地位的标志。不过，即使某些海峡华人渴望取得这些有声望的职位，也有些人花钱买到清国的官衔，但更多人只想生意成功，可想而知他们的华文程度就更低了。正如斐利民所指出的，在华人这个商业取向的社群当中，判断个人社会地位的标准是财富，而不是教养程度。而且“目不识丁或略通文字的富裕人士所拥有的声望与地位，并不会受到带著文明仕绅标章的华人所挑战”。
二十世纪，当槟城华人社会受到日益高涨的中国民族主义、改革与革命的浪潮所激发，开始执行本身的社会改革计划之际，华人识字的比例也变得越来越高。华人菁英，包括许多接受英语教育者，支持学校发展现代课程时以华语作为教学用语言。这些崭新教育体制也带来了新形态的政治主张与改革精神。
在这一波华人改革运动当中，祖籍广东的康有为是领导清末维新运动的理论家，他不仅研读儒家经典，也钻研道教、佛教与西方思想。康有为重新将孔子诠释为通往乌托邦理想未来（世界大同）的“进步先知”，将为中国带来伟大的和平与统一。一八九八年，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并采纳他关于科举制度、商业与农业的改革建议，然后颁布一连串谕旨迅速加以执行。但慈禧太后调兵终结了这场短命的改革，逮捕处决“戊戌六君子”（其中包括康有为的弟弟康有仁），并把光绪皇帝软禁在宫中。康有为设法逃离中国，先在加拿大卑诗省的维多利亚短暂停留一段时间，然后于一九○○年在多位海峡华人富商的庇护下，寓居海峡殖民地。
《归属之仪：马来西亚槟城华人社群的记忆、现代性与身分认同》
作者：Jean DeBernardi
译者： 徐雨村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日期：2023/12
康有为停留在海峡殖民地期间大力鼓励华人菁英建立学校（包括女子学校）、商业俱乐部、庙宇、专门研究儒家思想的学会，以及“保皇党”（以支持光绪皇帝为职志）的支部。一九○一年，原本待在槟城的康有为前往印度，其后造访缅甸、爪哇与泰国等地的华人富商。他在一九○三年回到槟城，参观当时新建不久的佛寺“极乐寺”，并在花园的一块圆形大石上面写下四个大字：“勿忘故国”。从一九○八到一九一一年，康有为四处流离，期间多次停留槟城，持续撰文支持温和的改革行动，强调中国必须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与国民议会。
如同在中国的情况，在二十世纪初的槟城，态度温和的改革派很快就与行动激进的革命派分庭抗礼。一九○六年，孙中山造访槟城并于华人大会堂演讲，为其推翻满清、建立共和的政治理想向华人募款。他在一九○八年重访槟城并停留了两个月，一九○九年将中国同盟会南洋支部从新加坡搬到槟城，于一九一○年在打铜仔街（Armenian Street）的一间店屋召集会议，在那里策画了一九一一年四月的广州起义。
一九○八年，几位槟城人筹组了一个名为“槟城阅书报社”（Chinese Philomathic Union）的读书会，以扩展对孙中山革命运动的支持，但许多槟城菁英倾向支持康有为所提倡这类温和的儒家改革，提出了“光荣西方化”（Westernization with honor）的主张。尽管如此，当槟城人得知清帝已于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逊位，华人大会堂的领导人还是立即召开了临时会议，讨论要如何在槟城动员支持革命，并于随后发起募款，援助广东与福建的难民。此外，华人大会堂的广东籍主席与清国驻槟城领事率先剪去辫子，以示与清朝切断关系。在一个月后召开的一场特别会议上，他们召集所有的槟城华人男子 ──包括华人大会堂作风保守、先前抗拒这项提议的福建籍主席──在农历年前剪去自己的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