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4台湾大选白热化，明年1月13日，台湾将选出新一届总统、副总统以及113席的立法委员。在此次大选中，先有蓝白合的在野整合协议，而后破局，然而在过程中，包含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民众党柯文哲，甚至是原欲采取独立参选的郭台铭等，多次前往台湾多县市拜会地方派系要角，也出现地方派系“多方押宝”的现象。
例如，上半年多次公开力挺郭台铭的彰化县议长谢典林，在8月初宣布退出国民党，此前，他曾连续二日陪同郭台铭与柯文哲拜庙。谢典林的胞姊谢衣凤，为现任国民党副秘书长、现任立委，并在本届大选中争取连任，其对手为前北农总经理吴音宁。其母郑汝芬曾任国民党立委，谢家为彰化地区具有深厚政治实力的地方派系，此次大选，谢家亦被认为是“多方押宝”。
即使，在总统的层级上，地方派系的影响力相对有限，但从区域、不分区立委，以及县市乡镇市首长、县市议员依然难脱派系的影响。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地方派系”原是中性词汇，只要有政治，就会有派系。然而当地方派系成为垄断地方政治资源的团体，并透过恩庇侍从体系进行利益交换，其所冲击的，更是台湾民主社会的根基。尤其，在地方派系与中国统战系统结合下，亦成为台湾当代地方政治的难题。要如何突破这样的困局，作者提出“找回中介阶层”作为行动策略；此前，我们得先从台湾的日本殖民时期开始，认识地方派系的起源以及演变。
在台湾的选举当中，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关键词，就是“地方派系”。除了总统大选受地方派系影响较小之外外，从分区、不分区立委、县市乡镇市首长、县市议员及乡镇市民代表的选举，都跟地方派系有很大的关系。为了避免造成理解上的误会，本文会用偏向历史及理论的方式来解析。
过去我曾任彰化县溪州乡公所机要秘书近三年，今年也合著出版《台湾地方政治读本》一书，对于基层政治有些微的心得。在此，本文将以台湾浊水溪流域两岸的地方政治现象，来解析选举与派系的关系，并跟读者们讨论，如何突破这个桎梏。
首先，先探讨地方派系的定义：在人类社会当中，“拉帮结派”是正常的现象，任何团体里面都会有次团体，而次团体的结合运作，也都是仰赖人情义理之间的交换关系，所以“地方派系”原本是一个中性的词汇：只要有政治，就会有派系。
而地方派系之所以要强调“地方”，是因为台湾在1960年代以前，还是个以农业为经济主力的社会，都市化程度不高，交通运输也不发达。在这样的情形下，整个社会就近似于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谈到的“差序格局”。费孝通的观察是：“（农村）在团体格局里个人间的联系靠著一个共同的架子；先有了这架子，每个人结上这架子，而互相发生关联。”简单来说，就是人情义理先于现代国家法治、私领域的关系远大于公共事务。
在人情义理至上的乡村社会，形成了一种“道德经济”，特别是台湾这样的移民及小农经济的社会，因为劳力密集，几乎所有工作需要仰赖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协助，所以最终万事万物都有一套不成文的道德秩序，都可以用地缘血缘、人情义理来衡量。
而这个概念，在19世纪的台湾农村算是通则。到了日本殖民时代，台湾人虽然已经被动接受了“国家”及“公共事务”在私领域之上的现代观念，但还是有许多台湾总督府无法控制到的、十分细微的日常政治部分，还是必须仰赖传统的道德经济系统来处理。
所以，总督府除了透过强势的警察制度来控制台湾社会之外，还需要“地方头人”，也就是各地的地主仕绅来协助治理，因此许多地主仕绅就被赋予“保正”、“甲长”等职务，类似于现在的村里长。地主仕绅除了收取租金、出任公职之外，还必须担任“公亲”的角色，负责解决各种家族问题、人情纠纷。这样的文化，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逐渐变成了地方民意代表请托、关说的“选民服务”。这也形成了台湾地方派系的基本格局。
战后地主仕绅的没落
土地改革排除了原先在日本时代作为政府及佃农中介的地主阶级，让国民党政府更方便于实行极权的社会控制。
但是，光是道德经济的观点，并不足以解释：在民主化、现代化之后，地方派系为什么还是这么强势？这就要另外从二战后的二二八、白色恐怖、“国民党恩庇侍从体系”，以及农产业衰落来说明。
日本时代，台湾的农村土地大多集中在大、中型地主手上（以及各地的制糖会社），地主掌握了农村的经济，同时也掌握了地方话语权。1949年，台湾进行土地改革前夕，全台农民将近六成是佃农与半自耕农（佃农就是没有土地的农民、半自耕农是即使有土地，但还是要租地来种田养家活口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