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秋渠，中国政治研究者）
2018年7月，当中国的#MeToo运动引起的网络激辩正火热进行时，学者刘瑜在个人微信帐号的一条朋友圈曾将争论推向了一个高峰。刘瑜将#MeToo行动者在社交网络上曝光侵害的行为，比作文化大革命中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她认为#MeToo行动者的行为具有“集体性的、远距离的、带有狂欢性质的公审”的性质，违背了法治精神中的证据为先和程序正义，以此批评#MeToo行动者在法制之外寻求公平正义的斗争模式。刘瑜的评论旋即引发大量批评。
从社会运动的组织形式、行动模式和诉求而言，#MeToo与文革截然不同：前者没有明确的中心组织，以社交媒体为主要的行动平台，以讲述被侵害的故事为行动方式，诉求是揭露和挑战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文革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权威领袖毛泽东绕过党的建制体系，以反官僚为口号发动学生和工人，对党内“走资派”进行攻击的运动。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异使得直接比较很难帮我们更好地理解#MeToo。
但在分析的效果之外，文革在刘瑜的批评里还起到了重要的修辞作用：它让读者迅速地联想到文革在公众记忆中存留的形象：混乱、暴力、无秩序，从而引发旁观者心中对这一形象的恐惧——而恐惧，一向是政治中最具有动员力量的情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