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破壁者”到“隐形人”：逝者李克强，和他担任总理的中国十年

李克强的第一任期：弱势总理留下的强势经济遗产

从“胡温”到“习李”

当2013年3月李克强接替温家宝，接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职务时，他面对的中国正站在路口：这个国家既强大又挣扎和迷茫。

胡温体制的十年留下了一个人口超过13.6亿，在国际上冉冉升起的新兴超级大国。前总理温家宝在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任内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到，中国2012年的GDP达到人民币47.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2%；城镇新增就业1221万人，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8.4%和11.4%。

“我们巩固和扩大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温家宝政府以“四万亿”的投资计划大举投入基建，扩张信贷，映衬着美国和欧洲的经济窘境，一时间许多人相信，“东升西降”就在眼前。

但到了2013年，新上任的领导层发现，自己被摆在了十年乃至更长时间所积累的一系列挑战的正中央：

各级政府腐败问题严重，2010年的官方《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指：“2003年至2009年，各级检察院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案件24万多件。”

环境问题无可回避，北京每年冬天雾霾漫天。2012年9月的报导显示，距离北京不远的河北省已经面临地下水资源枯竭：“全省人均水资源量307立方米，为全国平均值的七分之一”。

群体性事件和公民社会运动挑战政治模式。2012年底发生呼吁教育平权的诸多事件和要求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街头抗议活动。2011年发生在广东的乌坎事件更在当时被中国内外媒体视为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温度计。

党内斗争公开展现在全国面前。“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和“腾笼换鸟”的广东模式的隔空斗法延烧数年。2012年2月，王立军逃亡美国驻成都总领馆，3月14日，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严厉批评重庆市委，随后，薄熙来被双规。

如果李克强的权力和他的前任一致，那么这其中的很多问题，也要由他和习近平合作应对。之前的温家宝和朱镕基，都是拥有实权的强势总理。温家宝更以其频繁出现在新闻报导头版谈论经济和政策，和胡锦涛被并列为“胡温体制”的双头之一而著称。

但到了李克强，惯例似乎在一开始就有所变化。学者钱刚曾观察指出，2013年3月，刚上任不久的李克强还和习近平一起就自然灾害发出过“重要指示”，但很快，李的权力就从发布“重要指示”降级为多数时候只能“作出批示”（即在呈上的文件中留下批语）。

2012年底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习近平通过设立一系列党的工作小组，亲自主导了大部分在胡温时代“九龙治水”，本应和国务院或其他常委、其他部门来同时主导应对的议题。2013年开始，在政治盟友王岐山的配合下，他掀起了浩大的反腐败运动，与此同时，他通过2013年夏天的“七不讲”和其后的打压，削弱民间结社和呼吁政治改革的力量。2013年9月，他同时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环境保护概念，和作为“一带一路”前身的“丝绸之路经济带”。

尽管权力有所变化，但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李克强，此时仍有具体的经济管理权力。他也和前任总理温家宝一样，被外界视为中国经济的实际操舵人。

被低估的李克强经济“遗产”

李克强上台时，遇到的经济局面也并不理想。多年狂飙突进的后果和代价开始浮现：

数据显示，2012年的中国，全国平均房价是5791人民币/平方米，是2002年的2250元的两倍多。如果这一数据聚焦到大城市，那么涨幅将更为夸张。

高热的房地产领域背后，是中国各地政府举债征地建设的浪潮：官方数据显示，2012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加总的债务接近28万亿人民币。

长期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也因此开始面临“下行”的压力。人们似乎感觉到这样的一个时刻：“该来的总归是要来的”。2012年《证券时报》的一篇报导指出，欧债危机、楼价下行、地方政府债务，都是中国经济将在未来承压的结构问题。

面对这种局面，压缩泡沫和杠杆可能打击信心，保持信心却意味着可能要继续宽松。李克强此时给出的药方，和第一个任期内推出的诸多政策，在今天回看，其实仍然深刻改变和影响了中国社会此后十年的发展路径。

2014年12月，《博客天下》杂志刊发了一篇题为《破壁者李克强》的报导。这篇有着浓重国务院自行宣传痕迹的文章里，新上任一年多的总理被形容为一位在危机来临关头“致力于拆除各省市之间的贸易壁垒、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之墙”的“大中国的CEO”。这篇文章大致勾勒出了李克强的经济思路：“合理区间”、“简政放权”、“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

“合理区间”意味着在经济增长放缓的压力面前，中国仍然要尽量保持经济的增长动能——“合理区间是指经济增长率不低于7.5%左右，所谓左右，就是高一点、低一点都是正常的，都处于合理区间。”为了达到这一效果，李提出“装备外交”，以出借和贷款的方式，向外释放钢铁、水泥、玻璃、电力等富余产能。这意味着将债务杠杆腾挪外展，把“四万亿”刺激计划之后中国国内的过剩产能向外输出，对接“一带一路”计划“联通欧亚”的经济目标。

“简政放权”则代表着李克强在经济学上对“小政府”学说和市场经济的倾心。上任后不久，他就提出“把加快转变职能、简政放权作为本届政府开门第一件大事”。在他看来，政府的审批手续、流程还可以不断简化，为企业提供更大的更灵活的市场空间。2015年，他在任内推出简化政府审批的重要政策——“放管服”改革，包括“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和“优化服务”。当时的国务院相关文件的描述中，这一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市场主体的繁荣、重新界定市场和政府边界，并构建“现代政府治理体系”——“改革的核心要旨是通过减少行政权力的不当干预，优化行政权力的作用方式，提升市场活跃度，激发市场创造力，有效破除了影响市场交易的各种藩篱和屏障”。

“调结构”、“促改革”则反映为一系列减税措施、进出口鼓励措施，和适当宽松的信贷政策。在任内，李克强提出自由贸易区试点，从上海开始，扩展到境内多个城市，“自由贸易区是一次新的尝试，目的就是在经济发展陷入困境时能够继续坚持对外开放”。他也大力推动刺激进口消费的计划，“过去有人总觉得，要关上贸易大门，好像这样才能保护我们的工业……但事实上，关起门来发展的结果就是保护落后。要真正让企业‘走出去’，在开放中提高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在内需方面，他任内推进的全国“棚户区改造”政策，继续为房地产领域注入了大量流动性。“棚户区改造”即“棚改”，指的是对城市、林场等地的老旧住房予以改造——往往是拆除和重新修建商品房。政府在这一过程中以“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原则予以补助。政府数据指，“2013年至2017年累计改造各类棚户区2645万套，惠及6000多万居民”。

“惠民生”也在他的第一个总理任期内改变了中国人日常消费和生活的习惯——李克强支持做大私营的小微企业。某种程度上，是他倾向于全民小商业的政策，推动了中国在2013年之后加速奔向基于快递物流产业的全民网购。《破壁者》文章中大量引述他在义乌小商品市场视察时的发言和讲话：“要深化流通体制改革，清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各种关卡，降低流通成本，促进物流配送、快递业和网络购物发展。充分释放十几亿人口蕴藏的巨大消费潜力。”文章还指出，“这一年（2014年），国务院出台的各种政策，都是在解除网络购物的各种桎梏，以及从卖家到物流快递业身上的束缚。”

李克强主导的国务院的经济政策推出高峰，集中在2014年到2015年间：2014年8月引印发指导意见，要求金融部门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2015年3月推出“互联网+”行动计划；同年5月推出“放管服”改革和《中国制造2025》计划；6月推出城市住房“棚改货币化”；9月则推出最著名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

这些经济政策是否真的能应对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面临的种种困难？恐怕人们会争论不已。从负面影响而言，其中许多政策甚至加剧了问题：“棚改货币化”政策，部分程度上将已经高企的城市房价进一步推高，延续了房地产市场的热度和泡沫危局；推动网购和电商物流，大大加快了中国人的消费线上化，也推动了平台经济的独大和线下商业的危机；2015年夏天的大股灾之后推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本意在刺激经济创新，拉动就业，避免高失业率，却也助长了互联网产业的泡沫化和低效的模仿、内卷；其中的P2P和互联网金融更是衍生出了不少的暴雷事件。

但如果说到短期效果，这些政策又确实在一段时间内延续、扩大了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和经济的热度。

也许是意识到自己的经济政策也面临来自习近平的党内压力，《破壁者李克强》一文中似为他辩解一般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历史上所有经济下行期做减法的改革，都很容易被人指责为力度不够和无所作为，这对一个政治家来说是一件冒风险的事。”

无论是什么原因，“李克强经济学”没能够充分展开，也失去了其在实践中检验长期效力的机会。无论是路线和理论上不认同也好，或是要自己掌握经济主导权也罢，习近平主导的党中央对李克强经济路线的打击在2015年底到来。当年11月，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了自己应对经济问题的政策药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内容包括“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即“三去一降一补”。其后这一政策被要求层层贯彻，中纪委更派出巡视组进驻国务院和发改委，监督其执行这一经济路线的实际效果。

2015年到2016年《人民日报》三次在头版专访一位“权威人士”谈论中国经济。首先是2015年5月25日刊出《五问中国经济》，接着是2016年1月4日再次刊发《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后是2016年5月9日的《开局首季问大势》。人们惊讶地注意到，这位“权威人士”的经济思路，完全是在批评李克强领导的国务院的经济路线。

在“供给侧”政策中所体现出的习李经济思路差异是：相比李克强试图同时维护市场信心和挤压泡沫的“不可能的任务”，习近平对高企的债务、过剩的产能和较高的房价越来越没有耐心，从而更主张控制风险，更注重降低杠杆率，并严格控制信贷与补贴的质量。如“权威人士”几次文章中所提到的，“结构调整是新常态更本质的特征，调结构必然带来阵痛”，“早调早转就主动，晚调晚转必然被动”，“最危险的，是不切实际地追求‘两全其美’，盼着甘蔗两头甜，不敢果断做抉择。”

外界许多分析者猜测，这位谈论经济的“权威人士”是习近平的重要经济助手、时任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之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刘鹤。“权威人士”的谈论，则大概是在暗示李克强经济学没有更长远的承担，和大刀阔斧以退为进的经济结构改革魄力。

和这些事情同时发生的，是党政权力的继续集中。2016年1月，习近平重新强调毛时代的概念：“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其中寓意格外分明。

李克强的经济路线和其主导的国务院实施政策设计和经济管理的功能，也在此之后快速弱化。2016年10月，中共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召开，会议上将习近平提升为“习核心”，这是江泽民之后首次出现党的“核心”的表述——须知，前任总书记胡锦涛没有“核心”的地位，其时代仅仅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紧接着，刚刚升级为“核心”的习近平，就在12月提出了一句贯彻至今的经济口号：“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意味着中国房地产市场多年来的狂飙开始遭遇中央级别的“保持定力”的政策冷待。

尽管如此，李克强的经济路线，至少在他的第一个任期中，获得了长达三四年的贯彻空间。其中的许多尝试，也大幅度影响、定义，并依旧主导着中国人的日常经济生活。

李克强的第二任期：急剧变化的党政权力分配

十九大后的权力变化

1980年，在邓小平和陈云正式扳倒华国锋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做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那时的邓小平刚刚回到权力中心、有意对政治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变。他毫不留情地直接指出了中央存在的四大问题：一是权力过分集中，二是领导兼职过多，三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四是接班人制度不稳定。1980年，人们不会知道，四十年后，这四个问题会原封不动地重新出现在中共中央。人们也不会想象到，那是中共唯一一次使用“制度改革”这个提法。在此之后的所有类似讲话和决议中，“制度改革”一律被“机构改革”所取代，意味着中共对其政治制度不做根本性改变的决心。

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中共内部曾经有一个被广泛提到的词汇，叫做“党内民主”。虽然“制度改革”早已成为明日黄花，但在江泽民执政的末期和胡锦涛执政期间，中共也曾经进行过少量创新的尝试——包括基层选举或信访改革，虽然它们只局限在边缘的地方基层、并且虎头蛇尾。

而在中共高层，2007年的十七大曾经进行过另一种尝试。在那次大会之前，中央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一次非正式会议，在会上，中央委员对政治局的人选进行了建议性的投票推举。这次投票不具有法律效应，结果也没有公布。或许它对于最终在大会上公布的政治局成员名单并没有任何影响。但这确是1956年中共八大以来,首次在中共高层之中进行“党内民主”的尝试。2012年的十八大前，这种建议性投票的程序再次进行，甚至被扩展到了常委七人名单上。或许这是某种对于“合法性”——这一从90年代以来就萦绕在中共头上的不确定因素的妥协努力。

2017年10月，十九大在北京如期召开，这是一次彻底颠覆邓小平时代以来政治改革路线的会议。新一届最高领导层的人选在会议前就已经商定，而正是在这一商定过程中，中共废除了此前两次大会时进行过的投票推举环节。新华社论证道，在十七大和十八大中，“由于过度强调票的分量……有的同志在会议推荐过程中简单“划票打勾”，导致投票随意、民意失真，甚至投关系票、人情票。中央已经查处的周永康、孙政才、令计划等就曾利用会议推荐搞拉票贿选等非组织活动。”

取代这一投票环节的是，党总书记习近平亲自与57名其他领导进行了谈话——对于其中的一些人，这可以理解为一种面试。新华社写道，“参加谈话的同志在思考准备时都非常认真、十分慎重，有的拟好谈话提纲……有的同志在谈话回去后又打来电话补充意见，有的还专门补交了书面材料”。战战兢兢的姿态到这里已经跃然纸上。

这些“认真”、“慎重”的同志之中是否包含李克强，我们无从得知。但我们可以明确知道的是，在十九大后，政治局发布了《关于加强和维护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按照这一新规，总理和其他常委一起，需要每年向总书记本人进行述职。胡温时代总理与总书记几乎并驾齐驱的政治体系，至此彻底终结。

在2017年初的两会上，习近平的政治盟友王岐山公开驳斥了邓小平以来时断时续进行的“党政分开”的改革尝试。而在十九大，“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句话被完整写进了新的党章。同样被写进党章的还有“四个意识”，其中“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毫无疑问代表了中国政治正走向以习近平为中心的个人化和集中化的道路。

如果说这些改变更多影响到人事任免和象征意义上的权力，国务院的工作或许还可以照旧展开，但很快在2018年初，国务院与党中央的权力分配就发生了更彻底的变化。2018年2月末，中央发布了新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在这次方案中，“党领导一切”的原则被具体化到了国务院工作中。大量国务院的直属机构被整合纳入党的机构之下，其职责由党的部门统一管理。（延伸阅读：《“去中心化”的国务院，贯彻始终的“党领导”》）

例如，在这次调整中，公务员系统的职责由国家公务员局转移到中组部，前者仅仅成为后者的“加挂牌子”；李克强本人任组长的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同样被纳入中组部职权范围；国家宗教事务局被并入中央统战部；甚至连人们耳熟能详也毫无疑问苦之已久的广电总局，也将其大半职责并入中宣部。如果说在此之前，党的部门始终对国家机关有着巨大影响，那么在这一次的机构“改革”之中，国家机关则正式开始成为党的一部分。

至于国务院最“本行”的经济领域，早已被习本人控制的中央领导小组所辖制。而就连领导小组都与以往不同。以习本人挂帅、李克强任副组长的中央财经委员会（前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为例，在2013到2018年期间，除此二人外，小组尚有24名成员，期中不乏周小川、楼继伟这样经济领域的技术官僚。而2017年上任的新一届财经领导小组则不再对外公布成员，除习李二人外，公开的小组成员只有王沪宁、韩正、刘鹤、廖岷四人，其中除职位最低的财政部副部长廖岷可以认为是技术官僚外，王、韩、刘三人都可视作是习近平的派系成员。

另一方面，与温家宝主管科教、信息化、西部开发等多个领导小组不同，李克强的领导小组组长职务仅限于无关紧要的能源、国防动员和机构编制（其中机构编制委员会还在2018年被归入中组部管辖）。事实上，李克强与温家宝之间存在着一种鲜明的对比：温家宝虽然在常委排名中位于吴邦国之后，仅列第三，但却是实权在握；李克强虽然排名第二，却已被完全架空。

疫情与地摊经济

2020年，COVID-19疫情从武汉开始爆发，中央成立了“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这一次，李克强成为了一个多少有些实权的组长。虽然在此期间，习近平对外宣称对疫情“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随着疫情期间封控工作的扩大，中国经济再次面临挑战。从2020年3月起，国务院开始提出“地摊经济”的新概念，试图恢复城市的“烟火气”，通过非正式产业刺激停滞的消费。无论李克强的本意如何，任何来自高层领导的指示都必然在基层变成硬性指标和一刀切政策。在“地摊经济”提出后的几天内，各地立刻使用指令式的方式鼓励商家经营地摊。

这种中国动员型官僚体制下不可避免的状况，实际上给了习近平阵营进一步打击李克强以理由。面对骤然升温的“地摊热”，中央有着充分的理由进行喝止。就在2020年6月1日，李克强在山东考察时再次强调了地摊经济的重要性后，6月6日，《人民日报》即发表“锐评”，题为《地摊经济，升温不能“发烧”》，指出“一些地方过于宽松，缺乏基本的治理”。蔡奇领导的北京市委尤其有理由反对地摊经济，因为就在三年前，蔡奇刚刚领导了“清退低端人口”的大规模整治行动，迫使大量务工人员和小商贩迁离北京，这与新的“地摊经济”显然背道而驰。在《人民日报》评论文章发表的第二天，《北京日报》也抓住机会，发表社论《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同一天，中央电视台也发表评论《“地摊经济”不能一哄而起》，表示“一哄而起”的地摊经济将会让多年城管的努力付诸东流。值得注意的是，官方媒体连续发文，驳斥由中央领导刚刚提出的某种政策，在中共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在同一时间段的另一些场合，李克强仍尝试表现出“实事求是”的看法。在2020年5月的总理记者会上，李克强直言中国“还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而在同年10月，习近平提到“脱贫攻坚到了最后阶段”，并在2021年7月宣布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某种程度上，在主政国务院的最后几年里，李克强的公开行程，几乎都依赖微信朋友圈或抖音快手上的视频传播——他和民众聊天，向卡车司机询问运输费用，对民众发表即兴讲话。在这些视频里，或是也仅有在这些视频里，他还维系着中国国务院总理出现在各种自然灾害和社会议题现场的传统形象。

“动态清零”与二十大

在李第二个任期的末尾，二十大即将召开之时，反而在境外的媒体与言论平台出现了不少政治流言，称党内退休老干部对习近平的清零路线不满，有意让李克强接任一把手，即所谓“习下李上”。这些流言的来源我们无从得知。老干部们就算存在不满，他们的政治影响也早在2012到2017年这五年间，就已经被肃清。李克强通过胡锦涛和“团派”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实在只存在于人们的臆想之中。

但二十大召开前，局面出现了一丝变化。在经历了愈发严苛的防疫措施之后，关于何时放宽防疫政策的讨论开始变多。

李克强曾一度是外界期待能够多少改变防疫政策的人。然而作为防疫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他从未对“动态清零”的总方针提出任何异议。或许有人说他并不可能提出异议，但问题在于，如果连他都不能，则其他人就更不可能。在疫情后期，防疫工作由副总理孙春兰全权负责，“防疫”也变成了“封城”的代名词。有趣的是，在2022年4月，李克强视察江西时曾全程不戴口罩，引发不少热议。彼时上海正在严格封城，引发舆论中不少不满。李克强不戴口罩的行为，曾被解读为一种解封信号，但之后动态清零政策的发展显然证明并非如此。实际上，如果这真的是一种政治信号，大概至多只是一种“弱者武器”式的象征。

作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工作，就是在防疫政策边缘加以修补防范。5月25日，李克强与中国10万多名官员举行“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他在会议上宣布了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并敦促地方领导在这些措施的基础上采取更多保持经济运行的做法。在会上，他表示“中国今年初经济的困难比2020年疫情严重冲击时还大”，被一些媒体解读为是承认清零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之后的5月28日，他又在记者会上表达了对失业潮的担忧，并强调政府要过“紧日子”。

李克强没有试图粉饰过经济困难，也没有大声拥护过清零政策。但同时，他也没有对外展现过对意识形态讨论的兴趣，更不曾对习近平的政策路线提出过质疑。中国的抗疫决策最终仍然“定于一尊”。

李克强在其第二个任期内，已不可能对政局产生任何重大的影响。即使对于他本职之内的经济工作，也只能做一些缝缝补补。他的想法相比于习而言更为现实和理性，但本身其实也并未有多少能力扭转颓势，更不用说是被捆住手脚之后了。

卸任与离世

2022年10月二十大召开时，李克强67岁，按照中共从2002年十六大起开始执行的“七上八下”惯例，他尚可以再留任一届常委。但在新一届领导班子名单公布时，李克强没有保留任何职务，甚至直接退出了中央委员会。同样“裸退”的还有被认为是李克强政治同盟的政协主席汪洋。二十大上，中国前领导人胡锦涛被带离会场，临走前轻拍李克强肩膀，该场面也成为经典。

这一次，新华社关于领导班子产生过程的文章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表示“采取谈话调研、面对面听取意见的方式非常好，反映的意见更全面、更真实，是更高质量、更有实效的民主”。继此前的“四个意识”之后，二十大又将更为直白要求像习近平表示忠诚的“两个维护”写进了党章。对于原常委们的裸退，该文提到：“一些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以对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高度负责的精神，主动表示退下来，让相对年轻的同志上来，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宽阔胸怀和高风亮节。”

2023年3月，中国召开第十四届“两会”，李克强正式卸任国务院总理。继任者李强是习近平在浙江担任省委书记时的旧部、省委秘书长。由主持封城的上海市委书记直升总理的他，也成为了中共历史上少有的此前未有国务院工作经历的总理。

两会上，李克强宣读了任内最后一份政府工作报告。报告的大段篇幅，其实已经高度看齐习的执政理念：“过去五年极不寻常、极不平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除此之外，也就只有在诸如“强化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以改革开放办法推动经济爬坡过坎、持续前行”这样的句子中，还能看到一些稍有“自选”色彩的政策。

报告结束后，全场惯例响起二十多秒的掌声，落成他政治生涯的谢幕。

卸任后，李克强罕有公开活动和报导。他最近一次公开露面是在2023年8月底走访敦煌莫高窟。画面在9月流出，当时陪伴在李克强身边的有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赵声良，但画面中没有甘肃省委书记或省长，官媒也未发布任何李克强到访莫高窟的消息，因此可能并非官方行程。根据网上片段，李克强气色和身体状况良好，有民众对他高呼“总理好！”他也笑着挥手致意。《联合报》报导称，李克强露面的消息最先是由共青团甘肃省委旗下“甘肃青旅”发布，后来该帐号主动删除消息。有报导指，李克强卸任后的行踪“罕见”，仅有党内高干告别式能见到李克强署名的花圈。

再听到李克强的消息，则是2023年10月27日，中国官方发布李克强死讯，指他在上海休息时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于27日0时10分逝世，享年68岁。死讯发布两小时后，微博就遭管制，除官方悼文之外，的其他自发悼念多未能成功发布。

研究政治的中国知识分子倾向于强调李克强执政时代的弱势。他的北大同学、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博士不认为李克强留下了任何“政治遗产”，吴向媒体表示，“历史很快便会忘记他。”

与此同时，李克强又得到了许多共情，被当作愈发僵化、一切围绕着最高领导人的体制中保留了“人性”的官员的代表。吴国光说自己相信李克强还“保持着一些常识、良知和对民众的同情心”，但他指这些在中共权力场上都可能“成为软肋”，或许还有一个“不断扭曲自己以在中共体制内攀升的李克强”。

网上的言论被管制了，但在李克强逝世后的周末，在合肥、郑州等地，有民众自发前往悼念。在他的安徽合肥（红星路）故居前、他在安徽滁州市定远县的老家祖宅、以及他曾主政的河南省会郑州市，都出现了悼念人群，人们抱着鲜花排队致意，有人落泪。在黑色和白色的花束包装纸及菊花百合满天星的包覆中，是李克强的照片和致敬的字句，有人写“人们敬爱的李总理”、“总理一路走好”、“人在干、天在看”，在西安、长沙、昆明、上海等地也有零星花束和标语。

李克强去世后，“长江黄河不会倒流”成为这几日被民众提起最多的“金句”，在2022年3月两会期间，及2022年8月李克强在二十大之前视察深圳盐田港并向莲花山公园的邓小平像献花圈时，他都曾表示：“中国开放还要继续往前推进，长江黄河不会倒流。”

如今，在怀念生前主政十年中很难说有出彩政绩，偶尔试图挣扎，又手脚日益无法伸展的李克强时，这句话一再成为线下和线上人们使用的一个符号，在憋屈与无奈的现实中，寄托着一丝渺茫而不失由衷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