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去年“柬埔寨”与“电信诈骗”两个词捆绑在一起之后，今年，“缅北”又成了第二个热词。受害者的血泪故事、网投园区封闭管理的闻之色变、诈骗的愈来愈隐密和高明，跟金三角的赌毒轶事缠卷在一起，投射出一副黑白混杂的地区想像。对于诈骗，舆论一般没有宽容的空间，纵然知道其中杂揉各种权力、历史纷繁，也缺乏再细致了解的耐心。
因此我们不妨换个角度看这个问题——电信诈骗，虽说现在主要的参与者和被骗者都是中国人，但若读者仍有记忆，台湾人、福建人、马来西亚、印度、非洲等，也曾经是这一产业的代名词；而除了电信诈骗，短信诈骗、杀猪盘、虚拟货币诈骗等，也在这几年大大“丰富”了诈骗的种类和人群。“电诈”，本身的发展和变化就让人目不暇接。
在缺乏了解的时候，问题往往会被归因为地方或人群特色，然而诈骗到底是一个地方土壤上生长出来的东西，还是一个在全球迁徙流变的行业？当技术越来越成熟，“地方”还是诈骗不可脱离的母体吗？我们是否认为把问题抛给地方就可以“洁净”自身所处的环境？但回过头来，“地方”和诈骗的结合，难道就没有一点因果关系吗？
更进一步的是，我们如何看待诈骗的道德困境，或说，我们看待“洁净”与“危险”、“文明有序”与“混乱无序”的框架是怎样的，是否和问题的本质相吻合？如果我们想避免用一种独善其身的方式看待诈骗对所有地区所有人的影响力，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它？
端传媒邀请两位年轻学者来对谈这个问题。杨漪，是北京师范大学人类学博士后，曾以被称为金三角“腹地”的大其力为田野点，在2017-2019年三次到访大其力共16个月，关注缅甸边境地方社会与经济运作，博士论文为《“金三角”的恐惧：缅甸边境社会经济聚簇的民族志研究》。陈艳瑜， 是国立清华大学人类所（台湾） 博士生，2020年开始在柬埔寨进行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主要关注西港土地投资的兴衰与变迁。
在国家与边界、中心与边缘的对立中，她们思考小写的人与大写的人的生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