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建华，劳工工作者）
一、
“当故事遭到毁灭时，有关历史性的感情也就同样地消失了。我记得七〇年代早期，捷克斯洛伐克像是发生了一个‘历史休止’的时期；公众生活似乎失去了它的结构、它的冲击力、它的方向、它的张力、它的节奏和神秘，我不能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或者这一年同那一年有什么区别，而且我觉得这已无关紧要，因为，当难以预料的事情消失时，意义的感觉也就会随之消失。”哈维尔在〈故事和极权主义〉一文中，如此形容1968年布拉格之春被镇压之后的捷克“正常化”时期：一个“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捷克。“时间”被“国有化”了，“叙事”被官方垄断。各种国家的宣传机器，透过各种纪念日与仪式，把生活占据。
“因为人类的时间只能通过故事和历史来体验，所以，对于时间本身的体验也开始消失……当历史的地平线丧失时，生活变得毫无意义。”
2021年9月读到这一段，我骇然发现，阅读哈维尔的时空已全然不同－－我正在“正常化”时期，阅读捷克的“正常化”时期，那既不是可能的将来，也不是别国的历史。现在打开旧版的《无权力者的权力》文集，还夹附一张银行入数纸，列出了职工盟九月初为了规避风险，预先向我支付的遣散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