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传媒七岁了。七年，挺久的。七年前，你在哪里呢？这些年，你有过怎样的故事？一路来，端珍藏了许多读者寄来的留言，这次的周年编读活动“写给当时的你”，我们的编辑记者们找回了许多当时的困惑或情感，并会试著与你隔空对话：时至今日，旧时的存疑是否寻得解答，未来又会怎样呢？这是第三篇，我们聊聊理想、大山和自己。
2020年，读者Gloria留言：
真正有“理想”的记者要么身陷囹圄，要么穷困潦倒，根本不会去谈那分文不值的“理想”；没有脸皮的怪物却套上“理想”的面具，来收割关注、金钱和声望。“新闻理想”到底是个什么鬼东西？
2019年，读者咸鱼姬留言：
大象在房间里手舞足蹈，利维坦在脚下张牙舞爪，而墙内人或举起屠刀砍向身边人，或在万国来朝的梦中跳起忠字舞。在墙内，所有的苦难都注定变成污名，所有的苦难都注定变成歌颂统治者的素材。
2017年，读者Alex Z留言：
这场博弈之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定量，在可见范围内将长期不变。在现代科技条件下，台湾海峡的距离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打个比方，这就好比是两岸脸贴着脸站在一起。这是大自然决定的，只要地理上不做改变，大家谁都搬不走。我们或许可以选择抱在一起互相撕咬，也可以选择抱在一起共同取暖。说到底，决定两岸未来的还是我们这些人。
以下是来自编辑部的三封回信：
活在真实中，警惕物欲的诱惑与平庸之恶，如实地纪录时代切片，用力爱每个同行的人。我仍回答不出理想是什么，但这是我理想中生活的样子。
Re：
Hi，2017年、19年与2020年的你们，与我自己：
“‘新闻理想’到底是个什么鬼东西？”2020年的你问。没记错的话，那是弦子诉朱军一审案时的留言。彼时，一个名为“一个有点理想的记者（理记）”的帐号，自称调查，却将信息断章取义，移花接木，频频将性骚扰诉讼案引向境外势力的阴谋论。今年8月，弦子案二审落幕，现场声援者们被便衣警察冲散得七零八落，弦子的自述在社交网络上被一次次删除，而理记则日日转发著官媒新闻，顺便收割流量带起了电商货。
理想是什么？时至今日，我仍不知如何作答。理想可饱腹吗？可取暖吗？可带货吗？可“治疗精神内耗”吗？
2019年以来，我们在浓烟、火焰、防护服、健康码、删帖销号、媒体停运、更多的删帖与消失的同伴里踉踉跄跄地奔跑，跌倒，然后摔得更重。我们被威权的车轮反复碾压，我们在恐惧里小心翼翼，我们被扼住发声的平台，一寸寸丢失曾经捍卫自己权益的战地，被迫走失冲在前面的伙伴。危危高强之内，甚至一句“还好吗”都难以收到回音。
理想，你又做了什么？可以填补这短短三五年间刻在我们身上一刀一刀的挣扎、撕裂与无力感吗？唤得回那些因失语绝望而离开的人吗？
“我不太擅长用深情的话 / 描述此刻空空的冰冷饭桌 / 我已经穿过所有能穿过的洞 / 那些危险的东西不能带回来。”
耳机里传来2019年4月被大陆封杀的“不良艺人”李志的声音，大概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很喜欢的《鼠说》就在串流平台Spotify上找不到了，政治与资本的权力游戏中，我甚至无从得知是版权、《国安法》或其他什么原因，每次想听的时候，只能在已打开的一连串资讯网页旁边再开一个YouTube的窗口，找到不再更新的网友数年前上传的音频。
2019年1月，时代的序幕还没有被完整揭开之前，我在香港九展听了李志每年一度在港的live，听到《鼠说》时无意间拍到那天的唯一一张照片：李志和乐队在灯光的对比下只留下了剪影，大屏幕上映出五个大字——“你这些人类”。
没想到，那竟是最后一次李志的公开演出。
2019年之后，我们经历了很多的“没想到”。就像那时的你罗列出的一样，我们甚至不需要像读书时逐字逐句的背诵，就可以从深浅不一的创口里辨认出具体的时间。苦难成为污名，成为被歌颂统治者的素材，而我们被时代的巨浪一次次扑倒。你说“2019年是新闻业最好的时代，也是新闻业死去的时代”，竟一语成谶，一些媒体停运了，很多行家离开了，而在缝隙里摇摇晃晃的我们，斟词酌句，又戴上层层面具，生怕一不小心流露的感情成了危害社会的证据。
Hey，那阵时不知道。
“失语”，朋友们谈及社会运动后的创伤时总会这样说，然后是长久的沉默。也是在这时我才知道，除了集体记忆之外，我们还共享著压抑的静默，那份想说什么又算了的心情抱持久了，就成了习惯，不想辩驳，逃避争执，甚至无意交流。我们阅读哈维尔，摘录汉娜阿伦特，看很多关于社会运动关于威权政治的电影，试图从他们的智慧里找回一些力量。
2020年，我在一次何晓清关于六四的讲座中哭得泣不成声，记得讲座最后，有一个听众提问如何摆脱恐惧，她叹了口气说其实她也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有一些事你总觉得自己有责任去做，有一些纪录总需要人保留。不争气的我哭得更厉害了。
我一直没那么喜欢把记者和理想挂钩，一方面不乐见将专业性变成对光环滤镜的追求，另一方面也会觉得这让这个职业变得很沈重。在充斥无力感和割裂的时代里，记者某程度上可能是幸运的，他们得以有一个窗口呼吸、纪录、诉说，但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权利，也有责任为眼前荒诞的世界留下自己的纪录。
活在真实中，警惕物欲的诱惑与平庸之恶，如实地纪录时代切片，用力爱每个同行的人。我仍回答不出理想是什么，但这是我理想中生活的样子。
——端传媒记者I
但在这个好像定格了的时空和气氛，我斗胆邀请大家去相信，即便有人张牙舞爪、跳忠字舞，但在这里，仍然有一群人，真心愿意为理想做新闻、为戳破谎言而尽力记录当下。
Re:
“新闻理想是什么鬼东西？”Gloria这个问题，刚好也在几年前，我问自己问得特别凶。
十多年前入行当传媒，去年底加入端之前，我当了“逃兵”差不多五年。
在香港做新闻，我曾经做到樽颈位——有人拿着“资深传媒人”名义，为当权者涂脂抹粉，新闻原则跟做人原则一并丢掉；每天拼命跑新闻、ＯＴ到清晨，但自家媒体说裁员就裁员，全公司一半同事突然消失；花一两个月去做调查报导、彻夜不眠跟进社会运动和政府政策，却给本地一宗娱乐八卦新闻抢了封面、头条……
“新闻理想，一文不值呀！”我那时想。
好累，决定裸辞。本想躺平一年半载，结果又跑去当政策研究和媒体联系工作。最初好不适应，觉得记者同伴都在外面打拼，我却躲在冷气房看文件、开会、做键盘战士，隔几天就反问自己︰我很爱采访、写报导呀！我会否有一天忘记如何做新闻？
咸鱼姬说的2019年，我刚好不在新闻前线。但工作上认识不少那时新闻上的人物，倒是在镁光灯背后见到更多人与人的故事。看到咸鱼姬的留言，那种被理性长期抑压着的情感翻滚了一阵子（这也算是理性下的描写了）。
幸运的，我遇到的是好上司，他特别安排一些撰稿、电台主持、政策倡议等工作，好让我保留很大部分“原本的自己”；加上社福、被捕权利、囚犯权利范畴，是我只知皮毛、但从没好好开垦的荒地。我在“记者”和“新闻”之外，发现另外一片天，而见到自己的渺小。
而前上司几十年来关心的议题——安老、残疾、儿童权利……都没多少新闻点击率，更莫说按赞分享。但一路走来，他相信为弱势争取权益是他的使命。他相信滴水穿石。
也因为这几年的学习经验，让我觉得，新闻有价值，理想更无价——我的初衷不是“当记者”，而是“当一个为弱势发声的人”。新闻机构、所谓记者名衔，最终决定不了一个人的价值和理想。
那我又为何回到这一行呢？上一份工作在2020年底合约结束，然后差不多一整年我都在休息。去年4月，有一次跟初入行时相识的上司聊天，可能我跟他都清楚明白，他那家公司可能很快没法营运下去，他可能也要坐牢了。聊了一小时，在通话最后，我跟他说︰“我不知道将来会怎样，但你可能再做不到的事，我会尽力去接力做。”
后来幸运的，来到了端。
端跟我以前工作的新闻机构不一样，我们每个人也不只关注某个地区的新闻，而是由本地，到跨地域、全球性议题，都得认识。这又开拓了我的另外一片天。Alex Z说的中美和两岸关系，正正是香港人也必须认知到，他们的博奕，香港从来没法独善其身。
想起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后，本土派声音迅速崛起。那时有一个争辩︰为何香港人要理会大陆事务 vs 中国没有民主，香港也不会有民主。不同立场的人，不知道过了这些年，他们的想法是否有改变。可能现在香港的氛围，人们也没心情去梳理自己对于大环境、大政治的想法——反正就是什么都改变不了。
但在这个好像定格了的时空和气氛，我斗胆邀请大家去相信，即便有人张牙舞爪、跳忠字舞，但在这里，仍然有一群人，真心愿意为理想做新闻、为戳破谎言而尽力记录当下。
你和我就是那扇窗口，让被屏蔽的人看到真相。现在的我们，就是决定未来的人。
——编辑慧妍
在这样不断地轮回里，过滤泡泡一层包裹著一层，人们的眼光更直愣愣地盯著洞穴上的倒影直到出神，耽溺于眼前的视野，且行动愈加机械般地冲动与直觉，那么这样的想像单一与无机，也将成为公共对话与交流的首要挑战。
Re：
查看这三封分别来自2020、2019与2017年的讯息，我随著记忆的残像倒带，向过往追溯而去，时间如不断后退的窗外风景般消逝，快得几乎不留下一点线索，但又慢得让人足够寻找的时间的绳索攀上记忆之山。
2020年那年，世界爆发Covid-19 疫情，随著疫情无声地蔓延，许多城市采取紧急控制人流的手段，与病毒传播的速度比拚，彼时空无一人的街道印象迄今烙印在脑海里，人们行动遭到限制、脸上也因挂上口罩被蒙去了一半，人记得交流与对话限制在眼神的示意、眉头的探索，其他，便成了隔块萤幕的线上互动。原本熟悉的一切，实体的温度，都成为各式尺寸不一的载具所呈现出的你与我。就这样，世界仿佛停滞了下来，每天有人死去，有人哭泣；死亡也成了难以计数的数据，太多的位数让一切的生命逝去不再真实，只成为一个个不断上升的跳动数字。
疫下的世界，也对新闻产业带来冲击，人们比频繁更频繁地刷新手机介面上的新闻页面，一个最新的病毒解析、一个最新的防疫政策、一个最新的物资领取管道，新闻填补了人们对最新讯息的焦虑，却也在新闻不及填补的空缺片段，成了虚假讯息的温床。
新闻业重要吗？在这场世纪大疫下，它体现了传统新闻学“传真”的的古典价值，透过疫情与公卫资讯的传递，让人们得以据此作出理性的行动决策。而这份工作理想吗？或是说，这份工作给了我们什么样的“使命感”，让一些记者必须为了这样的信念而在疫情重灾区实地报导？又如读者Gloria的叩问，在一些地区，理想甚至让记者潦倒、甚至身陷囹圄。
2021年无国界记者组织（RSF）的一份报告告诉世人，全球共有488名记者遭关押，创下RSF自1995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新高纪录，这些被关押的记者，大多从事揭发不公义之事，报导那些人们本该知道、却遭集体噤声的事。他们怀抱著普世关怀、有著比常人更坚毅执著的信念，这超越了“理想”所能够诠释的热情，但最终却因为追求平等、正义与自由的理想而遭监禁与外界隔离。
可是，我们依然有追求理想、相信自己能够改变社会的新闻从业员，他们奋力地向魆黑的暗夜掷出火炬，即便火光稀微，但仍能够闪亮起黑暗中的片刻希望。他们有的将自己委身在另个化名底下，也有的离开自己成长的故乡，但依旧不放弃对故乡的期盼；他们有的受迫于政治与经济因素而离开岗位，但创办了公益组织、投入教育事业。或是只是不停地写、不停地写，即便观众散场离去，但依旧相信，他之所以不放弃发声、不放弃书写，只是不想自己也被改变。
我想分享一段台湾过往的白色恐怖的故事。1906出身于台南的台湾小说家杨逵，日治时期因参与社会运动、撰写文章揭露底层人民的困苦，前后被捕十次而多次入狱。二战后的1947年，杨逵因涉入二二八事件与妻子被捕险遭判死，后改处入监105天。1949年杨逵发表《和平宣言》忤逆国民党政权，遭关押绿岛12年，呼吁国民政府“防止战乱波及本省”、“监督政府还政于民”，希望建设台湾成为“和平示范区”，这样的六百多字的诉求却触怒了当局遭判刑12年，直至刑期届满才出狱。
杨逵的名篇〈压不扁的玫瑰〉，故事背景发生在1940年代末的台湾，透过一名教师的视角，带出台湾学生被日本殖民政府役使的故事。故事的核心，在于一名学生兵在水泥块的石缝中，找到一朵玫瑰——而这朵压不扁的玫瑰，则象征著在日本军阀铁蹄下的台湾人民的心。杨逵写作此文时，正被关押在绿岛监狱，但如同原篇名〈春光关不住〉般，即便身陷囹圄，人的心灵与意志仍可穿透厚实水泥墙与铁栅栏的禁锢。
在一些时期一些国家，有一些人为了追求更好的未来，把自己缩到最小，而将理想放到最大；是理想领著他前行，而非他领著理想。即便为追求理想而失去自由、也在商业资本主义的社会被指认出穷困；就如那些我们都曾听闻过的偶语弃市的故事，那或许是代价、是牺牲，也或许是成就、是自我实现。我们很难去断定每个人的理想需要透过牺牲些什么来达成，牺牲与选择往往是一体两面。
有的人忘了理想毫无保留的付出，将自己全然摆上“理想”的牌桌，筹码就是自己的一生；也有的人，将理想作为自我行销的手段，尤其在自媒体的时代，“理想”成为众多自我秀异的脚本，也成为一种人设（persona），在系统化与模组化下，成为不断量产的“理想自我”。当理想成为自我商品化的手段，“正义”也成为驱动阅听众消费的动机——透过购买正义而呼唤正义，进而实现正义。却也总令人困惑，素朴正义如果是简配版的正义，最起码最起码他依旧是对正义的入门想像。实情是，这些以理想为包装的正义，往往只为满足猎奇与满足窥伺欲而已，更是自我促销的宣传手法。
当我在新闻业待上一阵子，我发现即便是同业也对“入行”的想像大异其趣，有的人希望获得镁光灯关注，有的人则希望获得一些权力（不管是什么样的权力），有些人希望我们身处的社会可以更好，有些人则希望达成一些政治上的目的。他们各自怀抱著“理想”进入这个行业，即便彼此志向极其殊异、甚至令人难以苟同，但是我也很难去反驳指责“这个不叫做理想”。我们该如何去评断他人的理想，实为疏难，或许我拥有的各式经济、社会与文化资本，捏塑出现下的我，但那样的我，选择不同实现抱负的手段，该以同样的“理想”框架来评价吗？
说到底，我在反复查看这条来自2020年的讯息，虽然并无背景资讯提供更多的脉络，但依旧可以直觉地连结到当时社会上的大结构与小事件，我明白这对理想的叩问，来自对社会变局无能为力的郁结，以及对既有的世界观与秩序的崩解所发出的深沈控诉，结局除了迎来一个人的沉默，也迎来集体的沉默。在无言以对下，对“理想”的发难与叩问不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问题，而是一条安全索，让我们在这对撞与混沌的剧烈变动中，得以寻得一处暂时安置身心的处所。
绝望或许是致死之疾，愿我们能再给自己一次冒险的机会，这样才能知道可以走得多远。也许，会远到离理想更近一些，也或许走得更远，才发现已经需要回头才能看见那理想早已实现。
我相信，这样理想之所以潦倒，在于2019年（或更久之前）那头早已在房内的大象，人们的视而不见，或是仍抱有一点乐观偏见，导致房里的大象甚至手舞足蹈起来，庞大的身躯无限膨胀，几乎要将四面的墙壁撑破，在扬起的尘土中，人们寂寥地消失在房内的一角。或者这样说，连房间都已失去了具体的物理边界，利维坦搭上数位化浪潮，进化成“数位利维坦”（Digitaler Leviathan），空间不再有极限。
端传媒作者黄哲翰曾以〈数位利维坦君临的前夕〉一文分析其概念，而在数位利维坦治下，人们的交流与对话成本是越低、也是越高。在网际网路中，数位化捕捉了我们的行为资料——即便那样所搜集来的资料往往是无意识或下意识的反射动作——这些数据描绘并比对出我们的数位孪生形象，数据让我们的行为更有效率地被预测、满足我们的需求，进而引导我们的思考与行动决策，但那是数位孪生的自己或是真实的自己，网际网路与数位服务模糊了线上与线上的分界，现实自我的行动与决策在于满足数位孪生的需求，我们所认识的自己，是演算法经过一套精密的计算逻辑后被捏塑与造像出的自己。
在这样的“过滤泡泡”（filter bubble）之中，不仅制造了回音效应，也透过演算法（亦即由直觉反射行为建模出的数位孪生），让身在其中的人们误将洞穴中的火光倒影错视为自我。这套依据消费逻辑所设计出的演算机制，正是现实自我反馈与喂养下所打造的牢笼，由于直觉、反射与冲动，因此连同想像与思考都得以省略——演算法取代了想像，连行动也被代劳。
在这样不断地轮回里，过滤泡泡一层包裹著一层，人们的眼光更直愣愣地盯著洞穴上的倒影直到出神，耽溺于眼前的视野，且行动愈加机械般地冲动与直觉，那么这样的想像单一与无机，也将成为公共对话与交流的首要挑战。
从2017年至今，以上描绘已成现世光景，尤以在世界情势愈趋复杂的当下，过滤泡泡让人们拥抱“最大简单化”，让任何繁杂的公共政策形成，与阶级化的领域知识，成为一个个服膺于流量密码的关键字、金句，以及一张张的“大字报”，更由甚者，这样的标签化作为数位政治社群的忠诚检验，凡是服从的，都是我者，党同伐异成为廉价却又速效的筛选资格。在趋向单极化下，社群不再接纳多元与包容异音，甚至一旦外部世界发生任何风吹草动，“政治正确”的再确认成为社群内部凝聚向心力的必要程序，甚至成“程序正义”之环节，而对各种数位足迹的审查与考古，则成为“阻却违法”的必要之恶。
其实，在数位化浪潮淹没原生世界后，人们每日接触到的讯息早已是过往几世纪的总和，但这些巨量的资讯与社交讯号，却难以被个体一一承接并消化理解，因此粗暴地截取片段讯息创造标签、关键字诶金句的方式，便成为快速有效连结社群的方式——这样的最大简单化，也划分出简易的敌我识别，让人们选择拥抱或拒斥，部落主义借尸还魂，而部落间的对抗则以笔诛口伐取代石块箭矛，军队化的“出征”行为取代公民社会的民主交流，“网爆”亦成数位政治社群的自我实现，并让这套依赖直觉与冲动的逻辑再次被肯认，紧密地拥抱社群、并审视那些拥抱的不够紧的“他者”。如同那段我们或许都读过的句子：
如果尖锐的批评完全消失，温和的批评将会变得刺耳。如果温和的批评也不被允许，沉默将被认为居心叵测。如果沉默也不再允许，赞扬不够卖力将是一种罪行。
即便我们尝试以书写展开公共对话，在不同的意义框架中诠释不同生命经验的复杂性，并在多元意义的分歧中，练习同情性的理解，实践个体作为最小的公共主体之理念，进而促进彼此的认识与理解——但是，看似平等开放的数位网路，真的更深化民主与促进对话了吗？
网际网路让我们接触到过去难以企及的讯息与对话对象，但也因数位化带来的巨量讯息让我们难以乘载与消化，借由演算法打造的过滤泡泡，则让我们陷溺在一个既单纯又简单的世界观中；也因为这样的简单与暴力，我们益发仰赖意见领袖告诉我们一个简洁的答案，甚至是标签式的解答更好，好在 #hashtag 打造出的认同社群中，对齐、确认与锚定自我的位置。
我们或许可以选择一起互相撕咬，也可以选择一起拥抱取暖，然而，也唯有我们在理解网际网路的内在逻辑后，我们才真正拥有选择的自由。
——编辑伯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