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珏，俄罗斯科学院博士生，俄罗斯文学研究者、译者
一、“帝国性”
俄乌战争已进行到第六个月，两国在文化战线上的交锋虽不似真实战场上那般血腥与残酷，但依然激烈异常，从开战伊始就未曾停止。
“去俄化”几乎成为乌克兰政府的官方文化政策。除了呼吁世界各地的文化机构、活动完全抵制俄罗斯代表参加外，乌国内也迅速出台了全方位的去俄化政策法规。4月，乌克兰最高拉达（乌克兰议会）审议了“地名去殖民化法”，即规定涉及颂扬俄罗斯城市、历史、人物的乌克兰地名都需改名；6月，最高拉达又通过法案，禁止进口、销售俄联邦国籍作者的俄语书籍，禁止在公众场合演奏俄联邦国籍音乐人的作品（公开谴责俄罗斯入侵的作者除外）。
而在知识界，乌克兰知识分子对俄罗斯文化发起了猛攻，试图证明全面抵制俄罗斯文化的必要性。在许多乌克兰评论者看来，自乌克兰被俄罗斯吞并以来，俄苏当局都有意压制非俄罗斯文化，因此俄罗斯文化的繁荣在客观层面建立于帝国非主体民族文化被打压的基础之上。
而在当代俄罗斯，由于经济结构的限制，无论艺术家持何种政治立场，其作品几乎都免不了来自寡头的幕后注资，甚至俄当局也会积极赞助一些反对派色彩的作品，并将其推向国际市场，以打造国家的“软实力”，并营造出一种文化多元的假象。而由于寡头同时也是普京战争机器的钱袋子，因此乌克兰知识分子普遍认为，无论一位俄罗斯艺术家持何种政治立场，他的作品如今都注定沾上了乌克兰人的鲜血。
此外，乌克兰评论者试图从俄罗斯文学经典中找出各种拥护帝国与殖民的例证。最常被用来当作靶子的当属《致俄罗斯的诽谤者》（Klevetnikam Rossii; 1831）和《论乌克兰独立》（Na nezavisimost' Ukrainy; 1992）这两首诗。在前者中，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欢呼沙皇军队对波兰反俄起义的血腥镇压和帝国的扩张，并要求西方批评者不要插手“斯拉夫人内部的争吵”。而后一首诗则由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写于苏联解体之际，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其中借助大量典故和文体游戏恶毒地挖苦、诅咒了新独立的乌克兰及其历史、文化、民族身份认同。
随后的论证逻辑非常简单：既然俄罗斯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伟大诗人——且两人通常都被视为自由的歌手、帝国迫害的牺牲品——都如此赤裸裸地拥护帝国，那么自然可以推导出整个俄罗斯文化的“帝国性”与“殖民性”。再者，既然俄罗斯文化并不能阻止俄罗斯人轰炸马里乌波尔、屠戮布恰，那么它的“伟大人道主义传统”自然随之破产，被“取消”也就毫不冤枉。
如果说乌克兰知识界对抵制俄罗斯文化“外因”的分析多少点到了要害，那么对“内因”的论证实在难称严谨。
如果说乌克兰知识界对抵制俄罗斯文化“外因”的分析多少点到了要害，那么对“内因”的论证实在难称严谨。这也是俄罗斯自由派知识分子自我辩护的要点：战争的责任主要在普京，在苏联解体以来的“帝国幻肢痛”，而不在俄罗斯文化，尤其古典文化。只需换个视角，大可以在普希金、布罗茨基和其他被诟病为帝国主义者的经典作家笔下找到许多反帝国的作品，因为伟大的创作者本身就是复杂、多元的，“帝国性”自然也不是俄罗斯文化的唯一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