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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死亡和机器人》回归:讲科幻有哪些方式?

科幻怪谈下的人类文明。

端传媒实习记者 向知为 发自香港

刊登于 2021-05-14

#科幻#Netfl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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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引起热议的《爱,死亡和机器人》(Love, Death & Robots)第二季今日回归。在大陆主流影评网站豆瓣上,有影迷激动留言,“敢出我就敢秒(打)5星系列。”

在此前Netflix发布的一分多钟的预告片里,太空鲸鱼、遛狗机器人、巨型脚掌等元素引发网友对新一季内容的猜测。根据官方介绍,第二季将包含8集动画短片,分别基于独立的短篇科幻小说改编,其中包括雨果奖获得者约翰·斯卡兹(John Scalzi)和保罗·巴奇加卢皮(Paolo Bacigalupi)的作品。《功夫熊猫2、3》的导演吕寅荣也作为监督导演参与到制作中。

两年前,《爱,死亡和机器人》第一季开播,18个短小荒诞的故事和高度风格化的视觉效果快速引起市场关注。这些故事的时长大多在5-17分钟,包括科幻、奇幻、恐怖和喜剧等类型,并采用多种视觉风格呈现。“硬核”、“新鲜”、“未来”是网友评价的关键词。推出之后,该剧即获得5项艾美奖,目前在豆瓣得分 9.2,IMDb得分8.5。

第一季也遭到一些负面评价。有批评认为其中被滥用的裸露镜头和暗喻的性暴力将女性身体置于男性凝视下,反映了剧集狭隘的视角。《滚石》杂志评论称,《爱,死亡和机器人》不如改名为“性、死亡和惊悚的未来讽刺”,并认为其需要更多关注于质量而非数量。也有评价认为,剧集虽然展现出强烈的科幻风格,但在科幻与人文的思考上却显得单薄。甚至还有声音指出该作品不算纯科幻,更多是披着科幻外衣讲惊悚悬疑故事。

“《爱,死亡和机器人》是我梦寐以求的作品。” 第一季的导演,也曾执导《死侍》的提姆·米勒(Tim Miller)曾在采访中说,“午夜电影、漫画、书籍和奇幻小说杂志激发了我数十年的灵感,但它们却被归类于怪胎的边缘文化。”

从乐观主义到反乌托邦

早期的科幻电影充满了冒险精神与乐观主义,科技是扶持人类探索世界的工具。1902年法国导演乔治·梅里爱(Georges Méliès)拍摄的黑白无声电影《月球旅行记》被视为世界上第一部科幻电影,讲述了六名天文学家从地球到月球的冒险之旅。这种价值取向的奠基者是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他的代表作《海底两万里》、《神秘岛》都表现出强烈的“乐观主义”精神。

一些科幻影视作品继承了这一意味。《星河战队》(1997)里刚刚进入军营的普通年轻人在与外星虫族的战争中迅速成长,成为胜利的关键。《降临》(2016)展现语言学家通过自我学习、改善,掌握了外星人的语言,最终实现人类各国共同合作。这些作品体现出一副乌托邦的场景,人类即便遭遇困境,也终将解决问题。

另一倾向则受英国作家赫伯特·威尔斯(Herbert Wells)影响深远。威尔斯作品的关注焦点在于科技带来的社会问题,例如小说《隐形人》中可以隐身的科学家利用这个特点胡作非为,最后被村民杀死。

1927年,第一部反乌托邦科幻电影《大都会》描述了一个阶级差异巨大的世界,权贵生活在富丽的高楼里,而劳工困于幽暗的地下城市。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则出现更多元的反乌托邦题材,并融合暴力、爱情等元素,如《发条橙》(1971)和《妙想天开》(1985)。

有研究者将反乌托邦科幻的叙事主题分为三大类:对科技主义的反思、对极权社会的揭露,和对生态主义的关怀,且这三者往往互相交织与影响。这三大主题背后有其产生的社会根源。二十世纪人们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经济大萧条和冷战,对未来社会和世界的动荡产生不安。工业时代高速运转的大机器警惕了人的异化;通过原子弹和细菌战,人们看到技术滥用的后果;气候的变化则让人们意识到现代生活对自然生态的破坏。

黑镜和爱死机,科技与人的进一步寓言?

近年的科幻作品,则进一步加强对技术发展的审视,故事发生的场景不局限于架空背景,并将视角拉回个人与技术的关系。

在《爱,死亡和机器人》之前,最具代表性的科幻剧集是2011年发布首季的《黑镜》。在该剧描绘的未来社会里,人类与技术的关系是一大主题:靠在社交媒体营造出完美虚拟形象来生活、依靠科技产品不断重复美好回忆来维持感情、弥留之际通过意识上传使人在赛博空间的到永生......而这些看似技术让生活更美好的设定,最终却多半迎来尴尬结局。正如美国作家与思想家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G. Carr)在《数字乌托邦:一部数字时代的尖锐反思史》中指出的趋势,人们在拥抱互联网与智能的便利时,正在逐渐沦为技术工具的奴隶。

在《爱,死亡和机器人》第一季的作品中,《齐马蓝》(Zima Blue)讲述了一个人工智能艺术家探索宇宙本源、最终决定回归自身生命本源的故事,深邃的哲学寓意成为首季里几乎没有异议的好评作品。《证人》的故事则起源于一个女孩无意目睹凶杀案而被追杀,在充满香港特色的街道上,人被循环往复地困在由恐惧和紧张编织的城市时空。

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写,“未来科技的真正潜力并不在于改变什么车辆或武器,而在于改变智人本身,包括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欲望。”

当然,拥有十八个故事的《爱,死亡和机器人》第一季也有着即便仅从故事论述、视觉效果入手,也不乏惊喜和想像力的剧集。在这些故事里出现的科幻元素大多不再只是工具或背景,而成为矛盾本身。

评论家将《爱,死亡和机器人》与《黑镜》类比,认为两部短故事剧集都用虚构的技术与反乌托邦的隐喻引发了观众的恐惧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跣在评论中认为,“令人警醒的反思远比单纯的乐观主义想象更打动人心,反乌托邦科幻作品的魅力正在于此。”

不过,不是所有的反乌托邦作品都收获好评。另一些反乌托邦作品的失败改编则体现了创作上的困境。改编自奥尔多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同名小说的《美丽新世界》在2020年7月上映,三个月后,系列第二季被取消续订。有文章批评,这部剧营造的狂欢世界“既不勇敢,也不新鲜”,并且其主题公园的设定被认为是对《西部世界》的老套模仿。最终,这部剧在IMDb上得分7.1。有网友评论,“看起来是一部花费很多的作品,但没有任何理由看下去。”

科技新闻网站The Verge的互联网文化编辑德文·玛洛尼(Devon Maloney)曾发表评论认为,反乌托邦科幻越流行,其面临的生存困境就越多,让人们担心黑暗的未来并不能有效避免它的到来。现实世界中,不平等的社会局面、恶化的气候、人工智能快速突破的预言一一实现,她质疑,“当现实世界如此疲惫不堪时,人们似乎难以从一种愤世嫉俗的流派中得到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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