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两年前起，香港四周都是胶带。铜锣湾皇仁书院正门的树上就缠了一款红白相间，写著“危险”二字的。闪光灯打下去，霎时刺眼。后来我被底片上的丑陋吓到，光滑的塑胶和疙瘩的树瘤令我不安。在空荡荡的街上，我分不出危险的是树 - 人 - 学校 - 还是我？满街的警告就像白噪音，散播著一种对象不明、内容暧昧的紧张感。
对懂事的大人来说，柔软而纤薄的胶带就有充分的阻吓作用，因为我们的恐惧本来就不是物理性的。我们怕的不是警告，而是警告的来源。尽管我们一样有手有脚，有头有脸，但权力并不对等。孩子倒是很快就学会了将障碍变成游戏的一部分。他们在公园里对著围栏快速的滑下去，不理大人的目光。他们轻松爬过胶带，仿佛这都是理所当然。
有时，脑海中的念头会被类似的胶带勾住。它们问我：“这样写真的好吗？有必要吗？”稍一不慎没有努力挣脱的话，手就会停下来。“算了，明天再想。”“有道理的话怕什么！”“就怕他们不讲道理！”我试著一人分饰多角去盘问萤幕上的文字，到底有什么意图。文字已死，揣测却是活的！我就是我的老大哥。
“你在想什么？”电脑如常问我。要是我把在想的事情写出来，我会被送到墙的另一边吗？在那里可能会遇见许多熟悉的脸。往日众人在这些脸上寻找答案，如今都是惘然。只要一天有墙，我们就总是在其中一边⋯
有天我在九龙仔看见一个被水泥封死的门口，后面的地皮据说价值六亿。以附近的基准来说，这种处理空地的手法算是极端。换了是透光的铁闸，尽管不可以干预，尚有观察门后事物的可能。但当门变成了墙，后面的一切就只有后面的人知道。唯一可见的是茁壮的植物，它们越过了墙，不断向外生长。六亿与否，他们照样吸受著养份，不安份的抵著不知哪天会倒的墙。我想起不远处的一所电台，和那些曾经敞开的门。
事实上，暂时性的东西成了永久，本来永久的却已经消散。胶带、围栏、禁足；新闻、言论、理念。在一个以禁令为信条的年代，我努力学习与胶带和墙共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