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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敲定香港选举改制:选委会大增政协及社团代表 三道闸审查候选人是否爱国

特首、选委会委员和立法会议员候选人要经三道闸审查:港警国安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新设立的资格审查委员会;决定不容司法复核。

2021年3月29日香港,海底隧道旁有关改变香港选举制度的宣传牌。

2021年3月29日香港,海底隧道旁有关改变香港选举制度的宣传牌。摄:陈焯辉/端传媒

特约撰稿人 李智贤 发自香港

刊登于 2021-03-30

#改造香港选举#国家安全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今日(3月30日)结束为期两天的会议,以167票全票表决通过以修订《基本法》原附件一原附件二的方式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条文将于明日(31日)生效。

新框架下,选举委员会(选委会)的地位大大提高,不仅能够主理推选行政长官的事务,更在立法会占多数席位,同时坐拥其他立法会参选者的提名权,成为整个香港选举制度的“顶层设计”。选委会的组成被大幅修改,由以往四大界别共1200人组成,另增第五界别,人数扩充至1500人。

此后香港特首参选人要“入闸”,不仅要得到至少八分之一选委提名,还必须在五个界别中各取至少15票,难度更高。要成为立法会侯选人,也须取得选委会五个界别各2至4票提名。

新选制让更多政协委员、港区人大、全国性团体香港代表以及同乡社团等进入选委会,强化国家元素的同时,也把现时由民主派主导的区议会排除在外,防止民主派有影响特首选战的机会,同时把区议会“去政治化”。本来在选委会占有重要地位的商界、乡事派及直选建制党派代表席数未见大改,但其影响力也因为第五界别的出现遭到冲淡。

香港立法会是人大常委会另一个开刀重点。新方案下,立法会议席将提升至90席,并敲定“2:3:4”的比例——地区直选被削至剩下20席,传统功能组别不变,选委会代表则包揽比例最重的40席,而“超级区议会”及区议会(第一)功能组别共6议席全遭取缔。这意味著,区议会将仅仅维持地区咨询组织的身分,在立法会及选委会中没有代议身分。

 2016年12月12日,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中社会福利界的候选人庆祝胜选。
2016年12月12日,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中社会福利界的候选人庆祝胜选。

值得留意的是,9个同时采用了个人及团体票制的功能组别亦将恢复团体票制。当中信息及科技界、饮食界及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是民主派在去年原订的立法会选举中计划争夺的议席。另外9个只采用个人票制的乡议局及专业界功能组别则不受影响。

同时,地区直选不再循有利小党的“比例代表制”,改为“双议席单票制”,每个选区设两个议席,而选民只能投给一名候选人,由每区得票最高的两人当选;原来的五大选区也将被重新划分成十区。

对现有制度大刀阔斧之余,人大常委会也为香港选制加上了新的“保险”——“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

无论参选行政长官、选委会或立法会,参选人的资格都须先经三道闸审查是否爱国:先由香港警方国安处审核,再上交国家安全委员会撰写审查意见书,最后交由资格审查委员会定夺。

人大常委会表明任何人不得就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决定提起诉讼,代表这个委员会的决定将不接受司法复核的挑战,其权力不受香港司法制度约束。

据消息指,现时香港立法会将最快4月成立修例草案法案委员会,建制派属意由“班长”廖长江出任主席、民建联张国钧任副主席。其最迟要在5月内完成本地立法工作,以赶及最快9月进行选委会换届选举、12月进行立法会选举,以及明年进行的特首选举。

北京这次出手改造香港选制,除了排除在其眼中过于“激进”的反对派外,还对香港的建制阵营造成什么震荡?建制内部近来如何明争暗斗?未来的香港政局,还会剩下多少来自民主派市民的声音?

人大政协上位,乡绅和传统建制受威胁,建制势力面临洗牌?

北京这次出手改造,不仅仅透过资格审查委员会及选委会设下层层关卡阻止“激进民主派”参选,还重新划分了选委会和立法会的议席分布,改变了建制阵营的权力平衡。

在这之前,商界在选委会中掌握巨大权力:第一界别300席全为工商、金融界代表,代表商界的立法会议员亦在第四界别占一席位。相较之下,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要和其他民意代表以及宗教团体瓜分第四界别的席位,两者总共只有87席。

改制之后,人大、政协代表被列入新增的“第五界别”,席数大幅提升到190席。他们亦可在其他界别分组登记为委员,这样做并不会计入“第五界别”的名额。

“第五界别”剩下的110个议席将由全国工商联、青联、妇联等不同“全国性团体”的香港成员代表获得。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邓中华形容,第五界别人士的国家意识强,“有利于在选委会中强化国家元素,把维护国家利益和维护香港利益有机结合起来。”

选委会的另一个重要变动发生在第四界别。原本占有117席的区议会议席被全面取消,人大、政协代表又被调到另一界别,剩下的大量席位将由港九新界的分区委员会及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地区防火委员会,以及内地港人团体的代表包揽。

新的选委会亦会在第三界别加入60席“基层社团”代表。赶在人大常委会开会之前,香港工联会会长吴秋北曾多次发声,提出针对商界的“新时代工运”。吴既撰文引用马克思批评政府房屋政策倾向“地产霸权”,又于会员代表大会表示香港有需要解决“资本垄断”问题,吁未来选制加入更多劳工基层的声音。

立法会地产界议员、经民联石礼谦则反驳吴秋北的言论,指房屋问题必须由全社会共同努力,单指控地产商只是“文革”式的批评。

拥有国家背景的人士纷纷进入选委会的同时,原有的势力则无可避免受到冲淡,这包括商界人士、传统建制党派,以及乡事派的代表等等。

3月16日,新界乡议局主席刘业强公开回应人大修改选制的决定时,表示乡议局成员关注改组选委会的消息未有提及过乡议局代表。不过刘业强称坚决支持人大决定,“希望在国家安排下,我们在任何一个位置都会贡献国家”。

较早前,廉政公署拘捕了前元朗区议员王威信父亲、有“村屋大王”之称的律师王光荣及其次子王德信,及其余共24人。廉署指控他们涉及一宗丁屋地产发展项目的贪污诈骗行为。王光荣是香港最具规模的新界丁屋发展商,新闻曝光之后,有舆论关注乡事派是否遭到中国或香港政权放弃。

结果,乡议局在选委会内的议席由26席微增至27席,比重变相下降。

除了选委会外,北京也对立法会的组成大刀阔斧。新制度下,不只民主派的声音变得微弱,传统建制党派的影响力也被削弱。

地区直选代表被削至20席,改由双议席单票制产生。按照香港民主派及建制派的支持者的比例,如果仍然有民主派参选,建制派很可能最多只取得10个直选议席。现任的建制派直选议员达16名,新制下难以全部当选。

现时依靠直选进入立法会的建制大党,如民建联和工联会两党,都在早前宣布改变政党定位,由专注议政变为积极参与不同的管治架构。

延伸阅读:

五问香港选举改制:选委会成“太上皇”?

事前举行的多场“座谈会”,是“尊重民意”还是试探忠诚?

人大改制方案的消息早在今年2月便开始传出,如今落实的版本与当初传闻并没有太大差异。北京此前依然举行多场座谈会,广邀香港建制派阵营不同人士参与,是为了收集意见,抑或有更深层次的考虑?不同建制阵营如何借此机会互相角力?

在3月15到17日的3日期间,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务院港澳办和中联办发起了66场座谈会、登门拜访及约谈;总面谈人数过千人,而且每场座谈会只有十多人。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张晓明形容,这次来港重点是“带着耳朵”听意见。

提供“港人意见”的千余人,有特区政府官员和建制派立法会议员,也有建制阵营中工商、金融、劳工、妇女、青年及宗教等界别,以及基层和智库的代表。当中至少一半的特区官员曾经和中央成立的研究小组个别交谈。

不过,提供意见的民主派几乎绝迹。目前表示曾参与座谈会的仅有中间派狄志远,狄为民主党创党成员,其后成立主张中间路线的新思维,早前人大改制消息传出后,狄表示有兴趣参选

2021年3月12日湾仔,一个支持香港选举改制的街站上,一堆派发给市民的贴纸。
2021年3月12日湾仔,一个支持香港选举改制的街站上,一堆派发给市民的贴纸。

综合多方报导,不同背景的建制派人士在面谈时提出的建议并非一致。虽然同为建制阵营,但部分人士的发言却带有针对其他建制势力的意见。

值得留意的是,港区人大、工联会会长吴秋北提出了大胆的“522”方案的立法会议席分布,建议立法会议席中,选委会占50席、功能和地区界别各占20席。此前,释出的消息只提及过“4:3:2”或“3:3:3”的比例,吴却提议向传统功能组别开刀,削弱商界的影响力。此外,他也表示商界过往在选委会的占比过大,吁日后大增劳工界代表。

对比之下,代表商界的立法会议员、实政圆桌田北辰,以及相对温和的行政会议成员、民主思路汤家骅均建议北京在立法会议席分布上采用较为保守的“3:3:3”比例。

同样代表商界、兼任行政会议成员及立法会议员的经民联副主席林健锋则建议,中央要研究是否应禁止有外国护照人士参选立法会。现有制度下,包括商界(第一)、地产及建造界、金融界等12个功能界别可接受非中国公民或拥有外国居留权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参选。是届立法会议员中,工程界的卢伟国持英国国籍;建筑、测量及都市规划界的谢伟铨则有居英权。

另一边厢,新成立的政党紫荆党创党成员、中播控股董事长黄秋智质疑有建制派在扮演“得个样”(做做样子)的反对派。他认为中央不会直接解雇不中用的人,但会“沟淡他们”,以减低他们的影响。

早前有消息传出,紫荆党创党主席、全国政协李山两会期间获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单独接见。黄秋智曾回应指“所有政协都在北京,领导小组要见人,是很正常的事情”,并表示在两会期间感受到紫荆党获国家支持。

2020年11月12日香港,(左起)民主党黄碧云、胡志伟、尹兆坚和林卓廷一同到立法会秘书处递交辞职信。
2020年11月12日香港,(左起)民主党黄碧云、胡志伟、尹兆坚和林卓廷一同到立法会秘书处递交辞职信。

人大直接设计政改,香港普选无望?

九七以来,政制改革一直是香港政治争议的核心。依照《基本法》的规定,如要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应该需要走过附件一及附件二中列明的步骤。如今人大“一步曲”直接进行香港达到政改,是否代表过往的程序不再适用?未来香港的政制改革,还有没有民主化的空间?

《基本法》的附件一及附件二,分别列明了香港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以及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及表决程序。按照其最初公布的版本,如要修改香港政制,只须经过“三部曲”--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行政长官同意,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不过,这并非现时的版本。经历了2003年间,50万人游行推倒廿三条立法的事件以及香港社会出现对特首选举的争议之后,人大在2004年主动提出释法,确立了沿用至今的“政改五部曲”。启动原有的三部曲前,需先由特首向人大常委会提交报告,再由人大常委会决定是否需要进行修改。

过去,香港启动过三次政改程序,均是按照五部曲进行。这包括2005年由董建华提出,因被批评缺乏诚意和欠缺普选时间表被民主派集体否决的政改方案;2010年民主党历史性走入中联办会谈,促成中央接受民主党提出的“超级区议会”方案,唯一成功落实的政改;以及2015年,在人大常委作出的“831决定”被质疑筛选特首参选人,触发雨伞运动之后,再度被民主派否决的政改方案。

这次北京跳过“政改五部曲”,直接彻底修改了附件一和二,出手直接改变修改香港选制,并非所有建制派人士的意料之内。

3月4日,人大召开会议一天前,前立法会主席曾钰成就公开表示,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必须走“五部曲”的做法不应轻易改变。“五部曲是《基本法》内规定,由人大常委会作了解释,清清楚楚,怎能随时地说不要,将五步变成一步,我难以明白,”他在电台节目这样说:“如果真的这样做,本身必定会伤害各方对基本法的信心,损害基本法的权威。”

2015年6月18日立法会,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刘皇发、林建锋在《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决议案》被投票否决后,与传媒见面。
2015年6月18日立法会,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刘皇发、林建锋在《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决议案》被投票否决后,与传媒见面。

翌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却表示,香港选制的修改将由中央以决定加本地立法的方式,分部推行;新修订的附件一和二公布实行同时,原有的附件一和二将会废止。

人大宣布要“一步到位”之后,曾钰成撰文表示中央的思路“远远超出了他先前的估计”,并尝试就人大的做法解画:现时立法会人数不足全体议员三分之二,“五部曲”并不可能;中央是“在国家层面”修改香港选制,采用宪法第62条,权力在“五部曲”之上。但他认为,今次全国人大授权常委会只属一次性决定,并没有否定或改变“五部曲”。

改制之后,香港的普选进程是否已经无望?

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批评,北京这次决定属于“民主大倒退”,如同将香港的制度瓦解,“令很多人觉得香港的自由、人身安全、法治,都很快会消失,巿民亦再无真正代表入到议会。”

关于香港政制的未来,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在会后表示,这次人大常委只是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正文第45条及68条订明普选作为最终目标的条文并无改变。他形容关键是“恢复健康轨道”,今后(政制)仍可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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