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端传媒2020年终专题的第十四篇，欢迎点击订阅专题。我们与你一起，关注一个时代的碎裂与另一个时代的新生。
去年初到今天，瘟疫令全球人类生活遭受重创，同时却也改变不少我们的生活方式，甚至增强创新和改变的可能。其中一个改变，该是“社交距离”于今已成为占据日常生活的新词，我们的生活习惯和行为轨迹都因之改变；而这个体与他人及外在世界的距离更变，也促进了关于未来“空间”的再思考。
世界各地的建筑师由此展开了对空间和距离的新构思：建筑作为长远规划范畴，是一种提前建造的未来，无论瘟疫最终如何结束，后瘟疫时代建筑的实验已经展开，有些更已进行实践。
方向一：家，动物的穴
瘟疫让我们重新发现，家作为掩蔽处、庇护所的感受和功能，在现代主义的去个人风格化潮流中如何被剥夺。
今日四处林立、自二十世纪起统领世界的现代主义建筑，正源于人类对上一次席卷世界的传染病——肺结核——的恐惧。结核杆菌被发现前，19世纪的西方医学界把肺结核的传播根源，归纳为潮湿肮脏、幽暗的地面和环境（尽管这说法其后被推翻），十九世纪的欧洲迂回多房、铺满地毡的传统住屋，及城市肮脏水渍处处的街道被认为是元凶。
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勒·柯比意（Le Corbusier）在1935年著作的《光辉城市》（Radiant City）中，把肺结核病和现代建筑作为救治者的角色直接连结起来，把巴黎老区和过去的巴黎说成是“肺结核的巴黎”，病菌传播的媒介则是地面（natural grou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