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5日前一天，苏格兰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免费提供女性卫生用品的地区，这条新闻的余温还在发热；而这一天，活跃在微博上的大陆女权人士梁钰发了一条微博，指收到匿名反馈称，北京某高校全面禁止“卫生巾互助盒”的相关活动，并且明确表示以后办活动都不可以用“关爱女性健康”的由头，理由是校方领导认为这是在“歧视男性”。
月经互助盒是今年10月份在大陆高校中迅速点燃的行动，通过在卫生间门口放置卫生巾盒来帮助有需要的女生，同时消除对月经的污名、反对月经羞耻，4天内共有40多所大陆高校的学生跟进。这样一来，尽管梁钰这条微博最终并没有得到证实，微博下还是引发了大规模不满“歧视男性”的愤慨。
不满并不难理解，但未能证实的消息引发中国校园中长期以来存在的、对自发性集体行动的恐惧。此外，人们也难免联想，是否2020年一整年在卫生巾上的扩大讨论，使这一议题变得更加敏感。
贯穿全年的卫生巾
在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最为肆虐的2、3月份，梁钰发起了“姐妹战疫安心行动”，向一线女性医护人员募捐安心裤、卫生巾等女性卫生用品，而且后来有更多的个人和组织加入到这一行动中，包括全国妇联。可以说， 这是一个少有的由民间发起而得到官方认可的女权主义行动。尽管，仍然不乏医院领导认为卫生巾需求“可以缓一缓”，或将安心裤分发给男性医护人员的现象。也是因为对这些现象的愤怒，许多网友对妇联发起的捐助表示不信任，认为这是在收割“姐妹战疫安心行动”的成果，并质疑妇联的介入是否会导致捐助物品更难得到妥善的使用。
另一个关于卫生巾的大规模讨论则出现在年中，一张和散装卫生巾有关的对话截图在各平台流传：有人质疑均价不到人民币一元的卫生巾“不够卫生”，而购买者回应道，“我有难处”。这张截图引发了对“月经贫困”的关注，越来越多人控诉女性卫生用品在中国的价格过于高昂，一些NGO也发起了向贫困地区捐赠卫生巾的活动。
卫生巾互助盒活动则始自10月。梁钰在微博收到一位大学老师关于“卫生巾互助盒”的投稿，顺势发起了号召。最先响应的华东政法大学的一位大二女生，这也是卫生巾互助盒获得广大关注的开始。随后，公益组织“予她同行”也迅速跟进。从最早的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到现在已经有几百所大学放置了互助盒，这项行动似乎并没有受到太大的阻碍。中国政法大学曾短暂地出现过一个反向嘲讽的“手冲互助盒”，“拒绝射精羞耻”的标语被贴在男厕所里，但这个标示很快就被同校的其他男生撕除，以表对月经盒行动的支持。
这些围绕女性卫生用品的行动，在结果上都是基本成功的，这在中国的女权行动中十分罕见——即便是卫生巾价格这样涉及到国家税收政策的话题，在中文社交平台上也没有遭遇大规模的删帖。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这些话题本身没有太高的敏感度，另一方面，“姐妹战疫”与“卫生巾互助盒”的发起人梁钰本人的政治立场也比较“安全”——她曾经公开表示支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某种意义上，她是一个“官方认证的女权主义者”。
社交平台上的公众舆论也相对友好。一般来说，涉及到女性权益的话题在中文网络上总会引发“煽动性别对立”的评价，但卫生巾行动获得的反馈都比较正面。唯一有冲突的是卫生巾价格，有男性试图从经济学角度论证女性卫生用品价格高昂的合理性，对此，许多女性感到不满，但她们不满的原因与经济学无关：“男的凭什么觉得自己有资格对卫生巾发表看法，你又不用卫生巾。”
大学校园向来是滋生社会思潮与行动的土壤，而这次的卫生巾互助盒行动，是近年来大学校园女权主义行动里最成功也反响最大的一个，论及原因，尽力规避冲突、没有引起较大争议必然是很重要的一点。
此外，卫生巾盒子行动也呈现出“被收编”的姿态，这或许也是行动能够持续下来的原因。学生与校方协调、博弈，结果往往是以学生的让步告终，例如将盒子从厕所外移到厕所里、减少盒子的数量、取缔全部未经学校同意由个人放置的盒子⋯⋯
在此之前，上一个辐射到全国大学的女权运动还是2012年的“占领男厕所”，这个行动在当时还能获得官方媒体的报导、大学教师的公开发声支持。这样的宽松程度在今天是完全无法想像的，即便比起“占领”，一个放在女厕所里的盒子显得温和无害。
温和的卫生巾与激进的经血
首先，行动性质受到挑战和改变。
互助盒“拿一片放一片”的使用方式并没有被很好地遵守。北京某高校的卫生巾互助盒运行两周后，归还率不足百分之二十，组织者不得不改为付费使用并行的方式。互助盒变成贩卖机，形式的改变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既然形式不再，那么这一行动是否还能够表达它原本想要表达的东西？
而在与校方斡旋的过程中，组织者难免要触碰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卫生巾互助盒是放在女厕所里面（而非厕所之外），那么如何能够具有打破月经羞耻的意义？对此，组织者的答案通常都是，“出于学校的要求以及安全的考虑”而不得不这样做，至于打破月经羞耻的意义，“有发声总比没有好”。
事实上，从实用的角度来考虑，卫生巾互助盒的确更适合放在厕所里面，就像许多商场、办公楼都会在女厕贴上需要卫生用品时可拨打某号码的标示。但卫生巾互助盒从一开始就强调“消除月经羞耻”，将这一行动与纯粹功能性的设置区分开来——尽管从表现形式上看，二者并没有太大区别。
尽管从结果上来看，把月经盒放在厕所外起“海报”作用，并不会给社会现状带来立竿见影的改变，但行动总是需要找到一个集体性的方式来引起更多人的注意。只不过，事实证明，这“负责引起注意的第一步”已经是官方可以接纳的极限，按原本的计划，难以再有进一步的发展。
另外，可能会被忽视的一点是，卫生巾互助盒正是因其集体性而存在另一个问题：其所提供的便利，可能使得女生在忘带卫生巾时完全不再需要说出来，这在结果上似乎是强化了“月经从来不是一件可以在校园里大声说出来的事”这一禁忌。诚然，卫生巾互助盒使月经强行进入了公共视野，但对于个人来说，这让女生们在生活中不再需要去与自己对这件事的羞耻感作斗争，但羞耻感本身并没有消失，只是被消解在了一个缺乏个体表达的集体行为中——要知道，空谈总是比实际行动容易的，也许绝大多数女生都敢于发声表示对卫生巾互助盒的支持，但敢于在需要卫生巾时向周围人大声说出来的却并没有那么多。
今年初“姐妹战役”行动之后不久，微博上曾短暂地出现过一些女性主动晒出自己经血的照片，但遭遇了绝大多数人的反对与不理解，这件事也因此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有意思的是，用“恶心”形容经血正是月经羞耻存在的表现，但许多评价这种行为“恶心”、“哗众取宠”的人也会同时发表支持女权主义的言论。
除了经血本身的表现形式更加激进之外，“晒出经血照片”也是纯粹个人化的行动，当一个女性将自己代入其中，她们会感到更将强烈的羞耻感，并且没有任何可以逃离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斗争也就更加艰难，这同卫生巾互助盒带来的观感是完全相反的。卫生巾互助盒将作为个体的女性从她们与羞耻感的斗争中解救出来，使她们隐身于一个集体性标志之后，很难说这是一种自我保护还是逃避。
可能被温和行动模糊的问题
回过头来梳理这一年的月经议题，我们能够明显地看出，卫生巾和经血构成了一组温和与激进的鲜明对立。这种对立本身在一切社会运动中都是常见的，但在中国的环境里，二者带来的差异更加巨大：温和的行动会得到许多支持（行动的存在本身已经是可贵的），并且可能被官方收编，在取得正当性的同时也使其“社会行动”的性质被改变；而激进的行动不仅会招来更多反对甚至谩骂，而且会因其“敏感性”被限制传播，也更加危险。
上个月，弦子起诉朱军性骚扰的案子开庭，许多人自发去到法院门口声援。当天的照片被发在网络上，许多人留言称，“第一次看到简体中文的标语出现在街头，太感动了”、“你们在创造历史”。事实上那天的集会人群中，也同样存在著温和与激进的对立。人多的时候，“法不责众”是大家惯有的心态，而在人群减少、警察多次警告之后，人们对举出标语的行为开始害怕。“不要和他们发生冲突”，现场临时组建起的微信群里，许多人反复提醒道。于是，直到深夜弦子走出法院，再也没有人举出标语，晚上有人提议放音乐，也被其他人阻止。
审查制度是无法回避的，长期生活在审查制度之下的人们也学会了在与其斗智斗勇的同时进行自我审查。或许也同样是因为审查制度的存在，身处社会运动中的人们会更加谨慎地去试图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这便是温和行动的意义所在：当一个行动不会触及到部分人的利益，自然也就能获得更多支持。尤其在性别议题上，“维护女性权益”已经具有了“政治正确”的属性。
去年，北京某高校在学生中进行“是否要将图书馆部分楼层的男厕所改为女厕所”的投票。该校男女比例为3：7，在男女厕所数量相同的图书馆，常常出现女厕排长队、男厕空空如也的景象，而这一提案遭到了学校里绝大部分男同学乃至部分女同学的反对，理由是“一整层楼都没有男厕所太不方便”，甚至有男生找校外“水军”参与投票，最后结果也就不了了之。
而在此次卫生巾互助盒的事件中，许多在当时反对改建男厕所的男生都没有什么意见，也许他们谈不上支持，但至少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因为这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无关。
但我们无法否认的是，“维护女性权益”这一话题的核心本身就无法与利益问题分割，也无法不去触及所谓“公序良俗”。诚然，我们不能去谴责为了保护自己或是抱有“循序渐进”的期望而选择温和的行动者们，但相比激进的行动，温和的行动是否会模糊甚至掩盖我们所面对的核心问题？这是每一个参与到社会行动中的个体都会面对并需要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