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天上午，我刚参加完台湾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正要离开时，看见外交部正对面的台北宾馆外有民众正在排队，才猛然想起李登辉的追思会场就办在台北宾馆，而我也还没去现场看过。
就这样，我在毫无计划的情况下，也加入了追思者的队伍里。
对我来说，李登辉逝世其实别有意义，不过并不是因为他对我、对台湾有哪些功过，而是因为我活了三十多年（编按：作者为 1986 年生），还是第一次真的遇上元首过世（严格来说，我其实漏算了 1993 年过世的严家淦，但他毕竟只是蒋氏政权交替时期的代理总统，过世时我也懵懂无知）。
虽然抱着记录者、观察者的心态进到台北宾馆里，但在追思会场里时，我还是不时感到动容。然而让我感动的倒不是李登辉本人，而是前来追思会的民众，以及会场里的氛围。
首先，民众在进入台北宾馆之前，完全不需经过任何安检措施。
光凭这点，就让台湾和很多“泱泱大国”（包含美国）显得非常不同：在台湾，即便是一个“争议性”的前元首过世，主政者似乎也不太担心有反对者来砸场，更不害怕有“恐部分子”来借机行动。
不过事实上，李登辉的追思会场并非完全没有张力——8 月 14 日李登辉遗体火化当天，就发生了民众在会场里对李登辉肖像泼漆的事件，而台北宾馆周遭在追思会举办期间，的确也配置了比平常更多的维安人员，但整体而言，追思会场并未给人戒备森严的感受。
此外，追思会场内其实没什么工作人员在引导民众，最多只向民众指出了“室内祈祷区”、“室外追悼区”两个区域，接着就任凭民众自发排队、或自行选位就座。
会场里播放着李登辉生前最喜欢的歌曲《千风之歌》。虽然是上班日的上午，但前来的民众还是络绎不绝（我原本以为这个时段不会有人），有些是坐轮椅过来的老年人，有些是手拿公事包、西装笔挺的上班族，还有些是一家老小、全家前来，气氛其实既不肃穆、也不哀戚，反而还很温馨。
有些人会在户外追悼区向李登辉的遗像鞠躬，但那其实是追思者自发（或者模仿其他追思者）的行为，现场也没有人强迫、引导来者鞠躬行礼（我自己就没有鞠躬，只是静静地在旁边看而已），更没有人要求追思的人嚎啕或啜泣——实际上，我在场时也没看见有人哭泣，但祈祷区一旁还是贴心地放了一盒面纸。
不过这种自发、温馨的气氛，却反而让我觉得情绪高涨。
在现场的我，油然生起一种感觉：前来会场的人，仿佛都像在赴一场“没有约好”的约——没有人事先约好，却都在历史的道路上，一起在这个追思会场中相遇了。
从民众的便利贴留言来看，那场还没约好的约定，其实指向的也都是同一个心愿、同一个想望，虽然指向未来，却没有明确的实现日期。然而有些讽刺的是，当香港人正在试图用便利贴拼接民主诉求、却接连遭到撕毁之际，出现在台湾的这堵“连侬墙”，却是在追思一位元首。
那些留言使用的语言各异，除了最常见的中文之外，也有不少日文、台语的白话字拼音，各个驻台使节、外来移工的母国文字，用注音符号写成的童言童语，甚至还有香港人张贴了自己印制的海报。
刚刚结束访台行程的美国卫生部长阿扎（Alex Azar），于 8 月 12 日前来追思时，也留下了一张纸条，上头写着“李总统遗留下的民主制度，将会永远推动着美台关系的进展。（President Lee’s democratic legacy will forever propel the US-Taiwan relationship forward.）”
另一则显眼的留言，则来自一位署名为“曾经的国民党员”的追思者，他／她在便利贴上写着：“对不起，当初误会您了，感谢您为台湾付出的一切”。
就在我快速浏览留言的同时，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太太，也正在用笔写下她的留言。我看着她将便条纸交给身旁包着头巾的印尼籍看护，再请她转交给工作人员；等工作人员将她的便条纸贴上墙后，老太太又在轮椅上，向工作人员深深地鞠了一个躬。
从小在“民主氛围”之中成长、对蒋介石过世时民众在街上哭倒的历史影像总会不以为然的我，看见这幅景象的当下，却不禁感到疑惑：
如果台湾人在历经政党轮替、努力挣脱党国体制之后，仍会因为前元首过世而感到如此悲伤，那么当年夹道为蒋介石出殡的人民，或许的确有不少是发自内心感到悲伤的？在台湾从威权体制过渡到民主政体时上台的李登辉，会不会是最后一位能让大多数台湾人都如此感念的元首呢？
在“民主大道”旁，悼念民主路上的李登辉
话说回来，将李登辉的追思会场办在台北宾馆，倒也合情合理，因为李登辉的下半辈子有不少时光，就是在台北宾馆周边度过的；这里从百多年前，就一直是台湾的权力中枢。
这是一个“党国一体”的国家，“党政一把抓”地包夹了整个台湾，而李登辉就在这条大道的两端，来回穿梭了二十多年。
建于日治时代的台北宾馆，最初其实是台湾总督的官邸，而斜对面，就是彼时日本统治台湾的权力中枢——台湾总督府。
二战结束、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后，国民党政权并没有拆除这座日本人留下的最高殖民机关，反而还在播迁来台之后，将其改为总统府、直接搬了进去，而原本的总督官邸，则改作接待外宾、举办国宴之用。
除了总统府之外，国民党也将党部设置在总统府正对面的大道尽头，让党部与总统府遥遥相望，俨然在都市中传达出一种空间隐喻：这是一个“党国一体”的国家，“党政一把抓”地包夹了整个台湾，而李登辉就在这条大道的两端，来回穿梭了二十多年。
到了 1994 年，国民党又改建了党部，在原址兴建了一座气派的大厦，不只高度压过总统府，还在建筑物外缘设计了两堵空心墙，作出“向前环抱总统府”、“将总统府揽在怀中”的形貌。岂料这种直白的建筑语汇，并没有为国民党带来实际的好彩头：新总部落成之后的第一次总统大选，国民党便在内部分裂的情况下落败，而激愤的蓝营选民，也在选举结果出炉后包围了国民党部、要求李登辉辞去党主席以示负责——那位在墙上留言、自承“曾经误会李登辉”的国民党员，当年或许也身在其中。
而所有这些台湾民主路上的风风雨雨，再不堪、再激昂，台北宾馆都曾静静地在一旁见证过。
被誉为“台湾民主大道”的凯达格兰大道，曾举办过无数场“选前之夜”、造势晚会，也是许多示威游行的起点或终点，而伫在大道上的台北宾馆，就是这些民主战役的最前线。巴奈为了抗议蔡英文政府未将私人土地纳入“原住民传统领域”、在凯达格兰大道接力静坐时，倚靠的就是台北宾馆的围墙；同性婚姻专法《司法院释字第七四八号解释施行法》通过之后，同志团体也曾在台北宾馆的围墙外“办桌”（台湾一种以流水席餐宴方式进行庆祝的习俗）。
在这条民主大道旁，追思台湾民主路上最重要的一位政治人物，的确十分适切。
“最高领导者的条件”：台、日、韩后殖民三角
然而我心中的情绪，却因为现场放置的几本李登辉著作而岔了题——那些书，是李登辉基金会在追思墙旁摆放的，有思索台湾前途的《二十一世纪台湾要到哪里去》、《新台湾的主张》，也有李登辉皈依基督教后所作、将那句名言“我是不是我的我”连结上宗教内涵的《为主作见证：李登辉的信仰告白》，不过并没有太多追思者驻足翻阅。
对我而言，其中最有意思的则是韩文版的《最高领导者的条件》。
看了一下译者简介，韩文版显然是根据日文版、而不是根据中文版所译成的；其对李登辉的称呼，也和日本一致，引用的是中文词汇转写而成的“総统”、“총통”，而不是日韩词汇“大统领”、“대통령”。
不过这种以日文版为中介的转译过程，倒也巧合地反映出了日韩台的“三角后殖民关系”：直到韩国流行文化崛起之前，近代的台韩关系，实际上都是透过第三者在进行中介、或是使用第三者的框架在理解彼此的。
比方说，在二战结束之前，也就是李登辉开始懂事上学、形塑世界观与自我认同的年代里，让台湾和朝鲜半岛产生连结的，其实就是日本殖民者这个纽带、以及同为日本殖民地的身份。
二战结束之后，台湾则和韩国一起成为冷战架构的前线，也一起成了岛链上的反共先锋——在这个时期，台韩之间的纽带，是透过美国连结起来的，而李登辉也在这个时代里，先后两次前往美国留学。
等到冷战终于结束，台韩之间却又因为冷战终结、中韩建交，而彼此隔绝了一段时间；此时维持台韩纽带的，则是一群“效忠国民党”的“韩国华侨”。事实上，直到十多年前，大多数台湾人对韩国的想像，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台的韩国华侨所中介、转译出的结果——比如“炒码面”、“韩香村石头火锅”、“可利亚石头火锅”（“可利亚”据说就是“Korea”的音译），就很有可能是韩国华侨带来台湾、或在台湾的发明，它们虽然曾经被台湾人当作“韩国菜”，在韩国却不见得存在（或在韩国被视为“中华料理”）。
吊诡的是，台湾在 2000 年第一次政党轮替之后，效忠国民党与中华民国的韩国华侨社群，也开始普遍将李登辉视为不可饶恕的民族罪人，从此对他没有好话过。
尽管台韩之间这种必须透过第三者中介的交流现象，近年有了不少变化，但我们直到今日都仍偶尔能够看到这种现象的残留——《돌아와요 부산항에》（回到釜山港来吧）这首经典的韩国歌曲，从发源地辗转经过日本、最后传到台湾的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돌아와요 부산항에》这首歌，原本是 1972 年赵容弼（조용필）出道时的代表作，曲调属于典型的韩国演歌；这种音乐类型，最初于日本殖民时代引进朝鲜半岛，并逐渐在韩国落地发展而成今日的样貌，本身就是日本殖民的一种文化遗绪。
很有意思的是，这首歌的歌词以釜山港为主题，讲述的是某个韩国人期盼赴日未归的兄弟能尽快返国的心情，而釜山也正是日帝时期，朝鲜殖民地人民来往于韩日之间的必经门户。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到这首歌发行的 1970 年代，歌词的内涵就很好理解了：当时正好是韩国刚从战争废墟中走出、正在高速发展经济的时代，而出现在歌词里的五六岛、冬栢岛也都是釜山知名景点，可以召唤海外同胞的思乡情绪、呼唤他们回国奉献，让整首歌曲充满了爱国精神。
后来这首歌传到了日本，但日文歌词的涵义，却被改写成一位日本女性期盼爱人从韩国归来的故事，因而从一首韩国的爱国歌曲，摇身一变成为爱情歌曲《釜山港へ帰れ》（回到釜山港来吧，与韩文原曲同名），而原唱赵容弼甚至也红到了日本，曾和演歌天后天童芳美一起登台演出这首歌。最后，这首歌又从日本传到了台湾，被改写为《风雨情》这首台语歌，成为韩、日、台的“后殖民纽带关系”的文化实例之一。
后来不少人都认为邓丽君翻唱的日文版，是这首歌最好的版本之一，而 YouTube 上的邓丽君版本下方，也有韩国网友用日文留言“唱得真好，中国人用日语唱一首韩国歌”（上手いね、中国人が日本语で韩国の歌を呗う），忠实地反映了这种带有后殖民色彩的东北亚三角关系。
回看李登辉在台北宾馆的追思会场，这本被静置在角落，由韩国学者经由日文版、翻译成韩文版的《最高领导者的条件》，大概也就是这种“东北亚后殖民纽带关系”，以及李登辉生平的一个巧合的注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