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三年前，我和一些朋友开玩笑说，香港可能会出现一个新加坡的“流亡政府”。当时，身边好些新加坡人，纷纷卷起铺盖去了香港。其中比较高调的有新闻学教授 Cherian George，他在被南洋理工大学两次拒绝终身教职后，被迫离开新加坡、去了香港浸会大学；当时，有人认为他对于新加坡政治和媒体自由的批判性文章，会对该大学构成“声誉风险”。然后是刘浩典（Donald Low），他从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辞去副院长职务，现今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那时还有人猜测，现任总理李显龙弟弟李显扬，是否会移民。
对于这些在新加坡被压制、亦或是直接感受到了压迫潮寒的人而言，香港是一个他们可以逃去的、更为自由的地方——不过，这个笑话如今已经不再被提起。不是因为新加坡的压迫不再强烈，而是因为香港的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
2019年掀起的反修例抗议运动，规模越来越大，演变成一种越来越绝望的尝试。当中国中央政府试图将一项拟议中的国家安全法强加给香港的消息一传出，局势变得更加黯淡。6月30日，法案全文公布；7月1日，成千上万的香港人走上街头反对该法。“一国两制”的原则正在我们眼前崩塌，国安法会瓦解香港相对于中国大陆所享有的自由吗？
在讨论和猜测香港未来的同时，这场持续的政治动荡可能对其他地方产生的影响，也一直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新加坡与香港被视为“姐妹”，有诸多相似之处、亦有竞争之势，当香港经历这一场场撞击时，新加坡又会被怎样影响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