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个男人挤在300平方呎的唐楼屋子里，晾在床架和窗外的衣物闷著4月潮湿的天气。8张双层床把两房一厅填满，阿来睡下铺，另一名住客的床离自己只有半米。关掉夹在床头的小灯，和著厕所飘来的味道，又一个无心睡眠的夜晚降临。
自2月初，疫情爆发、香港封关，66岁的阿来失业了。他搬进了这栋旺角唐楼，厅子里没有顶灯，只有一张桌子，一台电视机。住客们不怎么说话，阿来只知有两个人在餐厅打工，有一个人上三天班就得休息两天，没有稳定工作。他们或坐在桌旁，或坐在床上，把床的帘子一拉，从拥挤的公共空间划分出一点私人世界。
阿来躺在属于自己的单人床黑盒子里，今夜没有收到工头的电话，意味著明天又是在街头晃荡的一天。即使早已拜托所有认识的人帮忙留意工作空缺，可往日长期缺人的清洁工作如今怎么排队都轮不上他。数著一个月来打零工赚的钱，连1800港元的房租都交不起。吃的方面倒还未太忧愁，社工教他从NGO组织的“食物银行”拿饭盒。捉襟见肘，睡不著，阿来常想起两个月前，他仍住在深圳一套同样差不多三百呎的房子里，那时只有一个室友，带窗户和阳台的厅子十分敞亮；想起自己当时干劲十足跑在中港两边，来回送货，他更一度计划攒钱在深圳创业……
如此胡思乱想，不知不觉便到凌晨四点，同屋的室友开始陆续起身，出门工作。天也亮了，洗把脸，阿来套上常穿的格仔衫，压一顶鸭舌帽，戴好口罩便出门。两手空空，今天也是人生里努力找工作的一天。放眼全香港，还有超过13万人和阿来一样，挣扎在疫情下看不见尽头的失业大潮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