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失控的传染病毒灾难越来越成为极权国家专属的象征。国家主义下互不负责甚至互害型的社区生活培育了传染病毒的张狂和肆虐。相对而言，宪政民主下的自治社区能够有效防范和应急传染病毒的侵害。1980年代发现艾滋病-HIV病毒并被确定为全球性危机时，欧美的自治社区生活避免其成为失控的灾难。但在非洲和中国这样极权主义下没有自治社区能够存活的地方，艾滋病一度成为失控的灾难。
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把自治生活想像为一种改良主义的权力消解器，为的是从党控制一切的桎梏下让民间组织——村社和业主委员会——分享权力的残渣，而不是保证个人的自由和独立。日本的社区经验显示，所谓自治，就是在宪政制度下让个人成为完全的自治体，遵循共同的伦理和法律，让个人有能力组织属于他的知识和技能范围之内的团契活动。这些单独的个人自治体交织而成一个丰富多彩的社区，一种适当距离中的人际协作关系。传染病毒惧怕个人主体性明确的民主自治社会。
先从我的邻居片山先生说起
住我对门的片山先生与我同龄，是个自由职业者，整天宅在家里。他的汉语说得很好。这使我们交流起来不像1899年旅行中国的汉学家内藤湖南那样艰难。那一年，忧心中国时局的内藤湖南与中国学者以“笔谈”的文言文，探讨中国的未来。
似乎时光切换，如今的我反倒像内藤湖南，忧心著中国时局和可能动荡的未来，而片山先生却对中国现状颇多赞誉。有时候，我会觉得他比我更像一个中国人。我怀著爱恋和憎恨参半的情绪离开中国，像个备受精神创伤的人，打算再也不要回去。如果不是汉语作为母语已经渗透我的骨髓，我都希望自己和流亡法国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一样，换用第二祖国的语言来写作和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