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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现正于外科病房工作的实习医生。
身为一个在香港公立医院工作的医护人员，这几天来，我都活在沉痛的挣扎之中。
武汉肺炎近日于全球迅速扩散，香港政府并没有做出有效的疫情管理，反倒将政治立场凌驾在人权之上，拒绝封关，罔顾市民健康。香港的确诊数字持续上升，社区爆发指日可待。疫情恶化至如斯田地，政府实在责无旁贷。更让人气愤的是，行政长官竟然在上周末拒绝与医管局员工阵线对话。为了市民健康著想，工会在二月二日发起第一阶段罢工，希望促使政府全面封关。可惜政府最后只关闭部分关口，根本无助阻止疫情扩散。谈判破裂以后，工会宣布展开第二阶段一连四天的罢工行动。
穿上白袍的瞬间，相信大部分医生都同时披上了一份强大的使命与责任感。人的生命如此脆弱，灵魂并不会在离开身躯之前作出请示。所以作为医护人员，我们都不介意为了病人，而牺牲自己的作息与用餐时间，随时候命拯救每个命悬一线的病人。可是，医院外面，在一个更庞大的社区之中，竟因为可悲的公共卫生政策，而处于水深火热的健康危机之中。源头不减，源源不绝的病源只会一直涌入社区。等到有天社区大爆发，就算全体医护不眠不休地工作，医疗系统也难以负荷疫情，亦难保会有更多宝贵生命被不必要地牺牲。
打从工会开始罢工行动以来，同事之间就有著无尽的讨论与妥协。大家都因为这一份挣扎而茶饭不思，每天单单是决定上班与否，已经会辗转至凌晨不休：上了班，就会觉得将来参与罢工的同事被清算时，自己会因为此时的退缩而觉得愧疚；可不上班的话，又会因增加了同事工作量和影响到病人的治疗而愧疚。
总之，无论最后决定为何，我们时刻都带著一份愧疚生活。
有同事甚至将罢工比喻成火车哲学命题：到底我们应该眼睁睁地看著眼前的四个人（好比社区爆发中被感染的大多数人）被辗死，还是拉下手把改变火车的移动方向，杀死站在另一条轨道的一个人（好比因医院运作被打乱而影响到的小部分病人）？
我相信大家对这命题都会有自己的看法与答案。可到了真的要拉下手把的一刻，又有谁会有足够的勇气，去改变生死大局？
而这次参与罢工的同事，正正就是鼓起勇气拉下手把的人。
最近医院的气氛尤其紧张。大门有穿著全副武装的保安二十四小时进行监测，量度访客体温；又禁止亲友探病，只能帮他们把带来的物资转递病人，以减少医院人流于病毒传播；病房门前甚至加上了一条胶链，以防亲属无故闯入病房。
我竟因为自己的工作，而觉得自己是有害。就连靠近家人朋友，也会生出惧怕与愧疚。我不怕死，可是我真的真的很怕害死我爱的人。
无论在任何专科工作的医护人员，每天上班的时候也都在提心吊胆。因为你根本无从猜测，下一位你遇上的病人，会否就是下一个确诊个案。
所有发烧且有旅游史的病人，我们都会严阵以待，把他先送往负压病房去，再以全副武装上阵看诊。最初，我也因为惰性与方便而松懈，懒于戴上保护眼罩。可是，有一次凌晨值班收症的时候，我遇上了一个被急症室胡乱分派到外科病房的肺炎病人。病人最初并没有告知我们她最近曾到深圳旅游，经过我们多番质问之下，她才和盘托出。当时，我只戴著普通外科口罩。而隔天早上，我开始感到头晕，肠胃不适，工作的时候竟突然把昨天的晚餐一下子全部吐出。看著眼前脏乱的呕吐物，我深感恐惧与疲惫，也不知自己下班以后该往哪儿去：我怕自己真的染上武汉肺炎，回家休息的话就会感染家人；可是独留宿舍，万一不支倒地，就会无所依靠地死去。
突然之间，我竟因为自己的工作，而觉得自己是有害。就连靠近家人朋友，也会生出惧怕与愧疚。我不怕死，可是我真的真的很怕害死我爱的人。
后来，我跟在内科上班的同事聊起此事，才得知他们也有一样的想法。现正值流感高峰期，普通内科病房中充斥著数之不尽的肺炎病人。可是因为保护装备都被转送到隔离病房，普通病房并没有足够的装备给予员工。结果，在普通病房工作的同事，反而比在隔离病房工作的人更为高危，也活在更深的恐惧之中。而且，同事之间也偶尔会因怯懦，而出现互相推搪工作的情况。难怪有朋友因为这些恐惧与人性的阴暗面，在上班时整天处于精神绷紧的状态，导致忧郁症发作，不得不停止工作。
“当你知道，医院防疫措施错漏百出，而你的上司根本完全不顾你的死活时，你就难免会想：其实这时候为了保护自己，是否应该自私一点？”暂时离开医院工作的朋友说。
抗疫的日子，我们有家归不得，有苦诉不了。可大部分医护人员依然在无人理会自己死活之际，选择将病人的福祉放在自己的健康之前。
除了焦虑以外，病房中也弥漫著令人心痛的忧伤。长期在医院工作，无可避免地，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是医护人员。看著他们拿著“死签”，穿著保护衣走向隔离病房的孤独身影，心痛的感觉就从深心涌出。
在我工作的外科病房，其中一位护士抽到“死签”。同事们都红著眼，叮嘱要好好保护自己，将来一定要再见。我虽然跟他交情不算深，可看到此情此景，也不禁鼻酸起来。后来，他有天从隔离病房下来匆匆一聚，也故意跟我们保持著一米的距离聊天。大家都说，你憔悴多了，也瘦多了。上次看到你一个人面对墙壁吃饭的画面，多让人心痛啊，你有空回来跟我们一起吃饭吧。他说，不会啊，我很享受一个人吃饭的独处时光。我现在很脏，不想要传染你们。
听到这里，心一直在隐隐作痛。这种自发性的孤独，到底是来自于一份本来跟同事之间多深厚的连结。
而我们看著隔离病房之中，九成都是挂著大陆拼音名字的病人，有时候真的不禁会想：我们的政府到底想牺牲什么，来换取什么？
难怪社交网络上，都充斥著同事充满泪水，愤怒，与痛心的信息。而这些感受混在一起，就成为了一种强大的力量，让我们为了市民健康，为了同事，亲友与自己著想，鼓起勇气，拉下“罢工”这手把。
无论最后我们的选择为何，每次漫长且痛苦的挣扎与讨论，其实都是让我们重新体认自己为何会当上医生/护士/专职医疗人员的过程。
当然，身边有很多强烈反对罢工的同事。他们认为医生的职责就是在最坏的时候紧守岗位，救伤扶危。就像当年沙士爆发的时候，就算保护装备不够，我们也绝不退缩。 而且，社区大爆发其实早已经因为延迟封关而发生了， 无论如何我们也改变不了现况。
他们觉得，罢工并不是请愿的最好方法，因为我们万万不能间接杀死一些病人，去救将来不知道能不能帮助到的人。 就算我们会如常提供紧急服务，可是人手减少，始终难保会影响到紧急服务的素质。到头来，我们不只危害了病人的生命，也损害了大众对医护的信任。
我其实很敬佩选择紧守岗位的医护，因为我知道，他们也是为了病人的福祉著想，为市民的健康而努力。而且，要在“关心社区”与“关心病人”之间作出取舍，这对每一位医护人员来说，都是痛苦不堪的挣扎。
其实，据我所知，大部分同事都因为实际的考量而站在手把前踌躇不决。做出决定之前，我们必须参与没完没了的会议，再从上司的字里行间中，猜度对方的真正立场，以评核被清算的风险；经过一波对强权的惧怕，和一波良心谴责以后，当你终于下定决心拉下手把，将决定告知同事之时，又会引起一波沉默，又或一波激烈的辩论。大家的立场本来就根基不稳，再加上同事之间互相牵制的取态，很容易就会陷入摇摆不定的状态。
碍于身分所限，我们还没获发放真正的医生牌照。因此，我们又多了一层考量：万一真的被清算的话，在医学院里六年来的寒窗苦读的努力一下子付诸流水，而我们对工作的满腔热诚，也不知能往哪里放了。
“每天上司都会给说话我听，说今天又没有人上班了。我已经接受了，任我将来再努力工作，将来也不会有晋升机会了。”带领同事参与罢工的护士朋友说。
我们的热血里头，其实藏著很多很多冷静与疼痛的理性思考。
这段日子的心情，就好像去年的每一场社运一样，每个周末，都是走不走上街头的一种挣扎。走上街头的话，就有一种失去方向的无力感，晃晃荡荡不知如何才能帮得上忙，当然也害怕走得太前，就会有生命危险；可是留在家里，在电视新闻看著烽烟四起的画面，又觉得把手足留在街实在愧疚不已。
我跟一起挣扎的同事说，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安心生活啊。
在最后一个失眠的晚上，我写下了这些文字。因为我想让大家知道，无论最后我们的选择为何，每次漫长且痛苦的挣扎与讨论，其实都是让我们重新体认自己为何会当上医生/护士/专职医疗人员的过程。勇敢罢工争取诉求的医护人员，目的并不是为了瘫痪医疗系统，而是为了争取我们本来应有的谈判权，维护市民健康；而在危难中坚守岗位的医护人员，目的并不是为了置身事外，而只是为了保障医疗服务素质，实现当初加入医护行列时，救急扶危的初衷。
而希望大家支持医护人员的话，并不要只流于呐喊打气。请你们以实际行动来支持我们：如非必要，不要使用公共医疗服务，把资源留给真正有需要的人。也请你们好好保重身体，好好保护自己。毕竟你们的健康，才是我们最重视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