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2020台湾大选

“基进侧翼”假说:光谱上极端的候选人,会分裂选票并让对手当选吗?

政治学传统上的“空间理论”解释,一个立场比较极端的政党出现,自然而然就会吸引走立场比较极端的选民,使得同一侧的主要大党的选票减少。本文决定来挑战这样的看法。

一面台湾国旗在风中飘扬。

一面台湾国旗在风中飘扬。摄:陈焯煇/端传媒

王宏恩、陈方隅

刊登于 2019-12-12

#2020台湾大选#陈方隅#王宏恩#评论

【编按】:本文原发于“菜市场政治学”,端传媒获作者授权转载,文字有所编修。

在一场选举当中(尤其是在单一选区,只选出一个人的状况下),如果出现了一位立场比较鲜明、在光谱上比较极端的候选人,将如何影响选举结果呢?对于主要大党来说,该怎么面对这样的“侧翼”对手?这些对手会把立场比较鲜明的选民都给吸走吗?若从现实生活的例子来看,我们要怎么解释2016年台湾大选时,民进党选择在立法委员选举时,跟被认为光谱接近的时代力量合作,民进党不怕被抢走选票吗?

政治学传统上的“空间理论解释,一个立场比较极端的政党出现,自然而然就会吸引走立场比较极端的选民,使得同一侧的主要大党的选票减少。

真的是这样吗?本文作者决定来挑战这样的传统看法。

作者假设,当立场比较极端的政党出现时,有时反而会有利于同一侧的主要大党。研究源起来自“基进侧翼”这个组织对作者的启发。“基进侧翼”原本是民间团体,2014年时投入地方选举,2015年登记立案成为全国性政治团体,隔年改名为“基进党”,现任党主席为陈奕齐。他们的政治主张,正如其中文与英文名称所示,是自认在统独光谱上的基进(radical wing)位置,属于比较非主流的立场。最近几位在网路上爆红的高雄政治人物,例如陈柏惟,就是代表基进党参选议员的人。

2019年11月3日,蔡英文到高雄的寺庙参拜并与群众握手。
2019年11月3日,蔡英文到高雄的寺庙参拜并与群众握手。

“避免极端效果”

人在做选择的时候,除了选项本身会影响决策之外,有怎么样的替代选项其实重要考虑之一。例如,当有两件物品可供选择时,这两个物品就是考虑事情的“端点”,但如果加入第三个物品,端点就改变了,即使原本的两个物品并没有改变,人们对它们的看法也会有所不同。这种效应被称为 Range effect。

在一个很著名的消费心理学实验当中,研究者给一群受访者挑选礼品,看是要五块钱现金还是一支看起来不错的笔,大约36%的人选择拿笔;在另一组受访者当中,研究者同样给出五块钱现金、一支看起来不错的笔,然后加入一支很丑的笔,结果,即使这支看起来不错的笔跟另一组人看到的是同一支笔,但选这支笔的比例立刻上升10%。这是“避免极端效果”(Extremeness aversion effect),也就是说,一般人通常会倾向于避免选择极端的选项,而会给中间的选项多一点加分。

上一届美国总统初选,2015年12月的时候,Morning Consult上的一份民调显示 Hilary Clinton 在“中立选民”中大约获得49%的支持(美国的民调通常会问选民是支持民主党、共和党,或者是中立选民),但是一个月后这个数字大幅上升到57%。这段时间恰是 Bernie Sanders 以黑马之姿跃上初选舞台的时候,在自由派与保守派光谱上,他代表的是相对极端的社会主义立场。因此本文作者认为,造成 Clinton 票数上升的原因,很可能就是“避免极端效应”起了作用,让选民对 Clinton 的评价有所改观。

我们的研究假设如下:

H1:极端派加入选举会使同侧的中间派被视为更中间。
H2:极端派加入选举不影响另一侧的候选人。
H3:极端派吸引极端选民,但也使中间选民更支持同侧的温和派。

需特别注意的是,此处的“极端”和“中间”都是指同一个政策光谱上的不同位置,并没有“好”与“坏”之分。要测试这样的假说,我们必须假设选民在选择候选人的时候会去考虑不同候选人的政治光谱,例如统独的光谱,或者保守与自由的光谱。

台湾是一个非常好的测试场,原因是“统独议题”(或说,对中国的态度)至今仍然是影响选举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全国性大选中,“有效议题”的总数不会太多,而在台湾,可以很确定“统独议题”是选民都会明了的一个最重要的议题。

2019年11月2日桃园举行国民党造势晚会。
2019年11月2日桃园举行国民党造势晚会。

温和派VS温和派+极端

为了测试基进侧翼假设,我们采用“问卷实验法”。所谓实验法,就是用随机分派的方式,把受试者分到不同的组别,每一组接收不同的刺激(treatment),然后再比较不同组别当中,受试者展现出来的态度差异。做实验的重点,在于观察实验组跟对照组之间的差异。假如接受刺激的实验组跟没有接受刺激的对照组之间的行为有显著的差异,我们就可以说这个刺激是有效果的。

我们向受试者随机分派三种不同的问卷:对照组看到的是一位国民党候选人与一位民进党候选人;实验组又分两组,其一被分到一位国民党候选人、一位民进党候选人,再加上一位新党候选人,其二是把新党候选人换成台联党候选人。

在每位候选人方面,我们尽量控制让所有的条件都一样,例如图片都是中年大叔穿西装的样子,年龄相近,出生在南部,学历都是私立大学金融相关科系,每人政见的介绍前几点都与青年、住宅等政策有关且类似。

最不同的地方在于每人对两岸政策的态度。国民党和民进党的两岸政策政见,呈现出来是偏向中间与现状的;新党候选人的两岸政见是完全义正辞严地反台独、促成统一;台联党则是要赶快促成独立。为了更贴近真实,我们使用了实际出现在各党党纲或主张当中的用词。

我们在PTT上面发放问卷连结,并且让受试者随机分派到这三个不同的组别当中。在2016年3月间一共搜集到426个样本。(这样的样本在人口特征方面当然是不具备全国代表性,不过这也是大部份实验法文章的特性之一。另外,我们在期刊文章当中还做了针对美国自由派与保守派的同样实验设计,此处先暂时省略。)

同侧中间派变得更“中间”

在对照组以及两个实验组当中,我们请受试者看完选举公报之后,在一个0-100的光谱上定位所有候选人的统独立场位置,由左至右,0代表倾向统一,100代表倾向独立。实验结果基本上是验证了我们的假说。

在国民党与民进党候选人对决的状况下,受试者分别把他们的位置定位在31.5以及71.5(中位数)。

实验组1:在新党候选人加入的状况下,人们将新党候选人定位在3分的位置;跟对照组当中同样政见内容的国民党候选人,此时统独立场被评为38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当中的31.5;而另一侧的民进党候选人被评为74分,跟对照组没有显著的差异。

实验组2:在台联党候选人加入的状况下,人们将台联党候选人定位在95.5分的位置;跟对照组当中同样一位政见内容的民进党候选人,在这一组当中却是被定位在65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当中的71.5分,而另一侧的国民党候选人位置并没有显著改变。

我们的前两个研究假设基本上是成立的:1、极端派加入选举会使同侧的中间派被视为更中间;2、极端派加入选举不影响另一侧的候选人。

至于第三项研究假设,我们则是分析了受试者自己在统独立场上的定位,并把受试者依其在光谱上的位置分成四大类:极端统、温和统、温和独、极端独。我们的发现是,当极端候选人出现时,会增加同侧温和派愿意投票给温和派候选人的机率,并降低同侧极端派选民支持温和派候选人的机率。

所以说,如果要分析极端派候选人如何影响到选举结果的话,必须去测算同侧的温和派以及极端派选民的比例。在同侧温和派选民的比例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即使同侧出现一位极端派的候选人分走了极端派选民的选票,但是在温和派选民当中,反而是会帮助温和派的候选人(通常是大党候选人)获得更多的支持。

分裂选票or助选

不同政策立场的候选人加入选举竞争时,会让既有的选项数目改变,而人们会根据选项之间的比较去做考虑。只有两位候选人,跟加入第三位、甚至第四第五位候选人时的考虑会是不一样的,即使中间派的候选人还是同样的候选人,但跟其他人相比之下,选民对这位候选人的观感还是会变得不一样。

我们认为,这可以“部份”解释为什么民进党在2016年选择跟时代力量合作,反而还达成该党史上选得最好的一次立委选举。蔡英文总统在2012年和2016年的两岸政策以及相关主张,大致上没有差太多,同样的,国民党候选人朱立伦的立场和2012年的马英九总统应该也不会差太多。但不少人在2012年时认为,蔡英文的立场还不够中间、太过极端,到了2016年,许多选民却觉得蔡英文的两岸政策很温和(在2016年“国家安全调查”里,有六成选民对蔡英文的两岸政策感到安心)。我们认为,部份形象鲜明的小党出现,可以让同侧大党的立场被视为更中间。

当然,本研究也是有很多研究限制有待后续继续精进。实验法本身的“外部效度”当然是一个(在假设情境、有限的样本数当中,要去推论真实世界的情形),我们计划要实际在不同选区当中去搜集更多资料;我们也必须假设选民真的是有接收到小党的立场信息,例如本研究一开始被启发的案例是基进党,但他们在全国的曝光程度不高,不见得能够影响到选民决策,后来比较适合拿来的案例变成了曝光度较高、也成功取得国会席次的时代力量。

同时,我们的理论要成立,必须假设人们可以把各政党都放到同一个政策立场光谱上面做考量,这在台湾的全国性范围选举是合理的假设,因为两岸关系一直都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但在地方层级的选举可能就不尽然如此了。此外选举制度的设计也会产生关键影响。我们的论文题目当中有一个 pluraity system,意思是说这样的效果只会出现在“多数决”的选举区,也就是每个选区选出一个人的制度下。像是在2018年11月底要举行的地方选举,各地民意代表的选区都是复数选区、每个选区选出多于一个人,那么状况就会更复杂了。

最后,我们希望能得到更直接的资料来解析:大党们到底如何看待所谓的侧翼小党呢?什么时候会跟他们合作?另外,小党们的发展路径该是怎么样比较好呢?该往光谱的两端,还是往中间才能够获得最多选票?这些都是很值得继续探讨的研究问题。

(王宏恩,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助理教授;陈方隅,美国密西根州大政治所博士候选人)

本文改写自论文:Wang, Austin Horng-En, and Fang-Yu Chen. 2019. Extreme Candidates as the Beneficent Spoiler? Range Effect in the Plurality Voting System.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72(2): 278-292.

参考文献:
Simonovits, Gabor. 2017. “Centrist by Comparison: Extremism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Political Spectrum.” Political Behavior 39:157–175.
Waismel-Manor, Israel, and Gabor Simonovits. 2017. “The Interdependence of Perceived Ideological Positions: Evidence from Three Survey Experiment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81 (3): 759-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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