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伊斯兰革命40年（三）：改革已死？后革命时代的宗教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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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 1979 年霍梅尼返国建立伊斯兰共和国已经40年。伊朗从一个世俗专制政权转变成伊斯兰挂帅的共和国，彻底改变了伊朗社会。40 年后的今天，伊斯兰共和国仍是一个复杂的存在，威权，却有一定程度民主、国际孤立，却在区域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政府宗教化，人民却相当世俗。

伊斯兰革命冲击了地缘政治。革命前，伊朗巴列维王朝是美国在区域最重要的盟友，伊朗从美国购买大量武器，在 1973 年赎罪日战争期间也拒绝加入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石油禁运。这一切在革命之后起了 180 度的转变，伊朗至此成了在该区域最为敌视美国的国家，也彻底改变了中东政治格局，并且在过去 40 年与美国不断博弈。在冷战框架中被视为西方阵营的一大挫败，伊朗则认为自己成功扳倒帝国主义的当地代理人。值得注意的是，革命后伊朗并没有因此加入共产阵营，而是更靠近不结盟运动的路线。

伊朗革命本身就旨在完全推翻国王并重新建立新的制度。早在革命前就有许多思想派别与意识型态，从共产主义到伊斯兰主义，而不同阶层或群体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偏好，大学青年、巴扎商人、知识分子、中下阶层等，而这些组合形成了伊朗社会以及其革命多元复杂的面貌。正是因为多种思想的互相竞争，伊斯兰共和国最终以霍梅尼的什叶法基赫理论加上西方共和主义之姿呈现出来，这些竞争在今天仍然持续。

伊斯兰共和国的神学体制既非西方学者理解下的“独裁”，也非“民主”。在法基赫理论当中，国家主权在真主手上，应由一位“最具智慧”的人来领导，也就是宗教位阶极高的教士，这是伊朗最高领袖（rahbar）的来源。同时基于共和制度，伊朗设立全民直选的总统以及国会。在这套架构之下，神权体制高于民选体制，最高领袖掌握国防、外交、司法等权力，而总统则负责统领行政机关。

英国伦敦大学金匠学院比较政治理论讲师萨德克（Eskandar Sadeghi）新近出版《革命与其不满：伊朗的政治思想与改革》（Revolu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Political Thought and Reform in Iran）一书，是当前关于伊朗改革派思想最全面的研究。

萨德克所谓“伊朗改革派”（eslahtalaban）主要指“宗教知识分子”（rowshan-fekran-e dini）。在革命和八年的两伊战争之后，（穆斯林）公共知识分子开始投入到交杂著神学的政治公共讨论，反思伊斯兰革命以及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伊斯兰共和国本身就建立在神学与世俗共和结合的基础上，因而，改革派只能将神学带入到公共讨论之中，而且整代改革派都受到 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和沙里亚蒂（Ali Shariati）等革命前知识分子的智识影响，另外改革派也大量引用与翻译西方哲学家的作品。

革命的异议者对伊斯兰共和国本身发起的，是智识上的挑战。

美国记者萝拉（Laura Secor）在描写伊朗左翼的《天堂的孩子》（Children of Paradise）里讲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小故事，沙里亚蒂在 1977 年于英国去世时，因为身边没有男性亲戚依照传统伊斯兰习俗举行葬礼，因此有四位年轻人自告奋勇来送最后一程，其中包括 Mohammad Mojtahed Shabestari 和 Abdolkarim Soroush 两位著名的改革派思想家。他们在 90 年代之后纷纷反思宗教、意识形态、政府到伊斯兰共和国等一系列问题。例如 Soroush 曾经对伊斯兰革命抱着乌托邦理想，革命期间曾在霍梅尼指派之下在革命委员会负责改革教育体制，后来淡出政府之后转而著书批判，转而认为“教法伊斯兰”（Islam-e feqehati）是一种意识形态，反映了狭隘的什叶教法，无法代表具有丰富面向的伊斯兰文明。意识形态并非宗教的本质；更精确的说意识形态追求利益与政治，而宗教追求真理与理性。他自称的“伊斯兰人文主义”试图将个人信仰与官方意识形态区分开来。

另外一位改革派知识份子 Shabstari 年轻时在德国汉堡的清真寺任职，革命之后回到伊朗担任国会议员，但之后就淡出政治。因为他的德国哲学背景，他强调“法基赫理论”只是众多什叶理论的一种，之所以受到支持并且被写入宪法，主要是因为人们对霍梅尼个人领导力的信任，也因此霍梅尼之后，最高领袖不应该是间接产生，而必须透过公民投票重新取得政治合法性。 Shabstari 批评官方对法基赫的理解阻断人们参与政治，他主张伊朗社会应该由被动统治转型成主动参与政治来建立政治合法性。

萨德克认为， 40 年前的这场革命，应该从伊朗近代历史来看。伊朗一直追求更大的自由、更独立、摆脱外国干涉，1979 年革命是这一个大故事的其中一个篇章。伊斯兰共和国无疑有压迫和迫害，但同时也给女性不少赋权，让保守的家庭愿意容许他们的家中女性进一步参与公共生活，伊朗人也要求政府落实更多公民权利。最重要的是伊朗社会非常动态，而人们会不断问责政府。东方主义式的陈腔滥调总是假定东方国家专制独裁，社会被动受到压迫。实际上国家、社会整个都不断在变动，伊朗人会持续推动国家朝向不同方向移动。

访谈：

端传媒：伊朗的改革派可以如何分类？我们可以用西方语境的“左”“右”来区分吗？

萨德克：很难，他们的关系数十年来建构在个人关系、友情、家庭连结之上，这些底下的连结通常被遗忘。

“改革派”就像是一张大伞，而其中很多人来自伊斯兰左翼，他们相信国家的角色可以更积极改造社会，拓展公共利益，例如派发福利、带来更平等的结果、贫穷并非无法解决的问题。

相反地保守派则认为不是，抱持着一种右翼的经济看法，私人财产神圣不可碰触，商业菁英应该是经济秩序的中心。

在 80 和 90 年代，改革派变得更偏向自由派。霍梅尼死后，伊斯兰左翼逐渐被排挤出权力中心。失去权力的他们暴露在敌对派系前面。因此在弱势的立场他们就会想要保障个人权利，例如以公民身份参与政治、公民权、法治等。说来有点悖论，当他们在政府里时对个人权利抱持轻率的态度，下台之后反而开始重视。举例来说革命期间著名的“上吊法官”Sadeq Khalkhali（以速审速决死刑出名）到了哈塔米时期开始称自己是改革派，主要就是因为自己被赶出了权力中心。

大概在 1990 年代，改革派的观点开始变动，1992 年选举监护委员会取消了一票伊斯兰左翼的参选资格，当时冷战结束，苏联垮台，新自由主义霸权秩序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占据上风。伊斯兰左翼觉得自己的世界观遭到击败；他们认为伊斯兰实验开始崩坏：受压迫者没有被赋权、革命也没有输出成功。整个世界观应该重新被审视。知识分子在这其中很关键，他们开始理论化这些想法，例如什么是真的伊斯兰、过去对伊斯兰的理解是反历史的，他们开始觉得人类是会犯错的，因此人类的正义也是会错的。与此同时他们开始强调宪法保障、公民权、权力分立等传统自由主义者的概念。

端传媒：伊斯兰共和国的其中一个特色是社会福利的大幅扩张，从健保到食物与能源补贴。改革派怎么看待1979 年之后扩张的庞大社会福利体系？当他们在政治上转向传统自由主义，经济上也是吗？

萨德克：改革派对社会福利的看法或多或少有差别，但大多倾向于经济自由化和给私部门更大的空间。90 年代之后他们认为“政治发展”是经济改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尽管他们不反对社会福利本身，但他们倾向主张市场解决方案，并且认为国家的角色笨重又造成阻碍。改革派也意图透过经济自由化来减少那些缺乏透明和问责的机构，例如革命卫队所属的企业集团。

改革派觉得私部门扮演更大的角色可以降低贪腐、增加效率和提高问责。但很明显的，这种看法是充满问题和漏洞的。

端传媒：那伊斯兰共和国有没有可能被“改革”，朝向自由民主的方向？

萨德克：我认为这个问题不太好，因为引导着“是”或“不是”的答案。事实更为复杂。因为伊朗社会的各个部分很大程度上混杂在一起并且互相影响，通常被描述为不同敌对的派别处于不断对抗当中。我们应该将伊朗社会视为一直改变的过程。人们总是在挑战政府、要求政府、索求政府。改革运动就是其中之一，最具代表性的例如要求政府加强权力分立、更多宪法保障、公民权等。

1990 年代，菁英新教改革主义遇到许多困境，倒退而且无法达到自己的目标，也无法让国家变得更民主自由，但这不表示伊朗社会纹风不动，而是内部有着动态的关系，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前进又后退。同样明显地在 1979 年革命的时候有许多的要求，像是独立、摆脱西方宰制、自由等，但随即进入战争时期，直到 1990 年代才又重新冒出来。人们开始说我们要改变政府、更多经济自由、更多西方外国投资和给予公民更多发言空间，这些声音在媒体上非常活跃，但推一下又被拉回来。

因为改革遇到死路就说改革彻底没用的论点，是反历史的。各种团体都在政府提出要求，从工人、老师、普通公民、女性、少数族群等。这个论点假设国家总是充满敌意地对待他们而且从来没有接纳他们的主张。实际上伊朗政府是一个复杂的聚集体，结合了许多不同的利益团体，有保守派、革命卫队、巴斯基民兵（Basij），与此同时也有技术官僚和公务员。总的来说政权是流动的，取决于你在哪个历史时期观察他。例如哈塔米总统时期（1997-2005）有许多民主机构冒出来，那是因为他们正在势头上，鲁哈尼当选的时候，中间派人士也冒出头来。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和神权相关的不民主机构与一个和大众相关的民主机构。通常神权那个有优势。因为他们背后有武力并且有经济利益。然而权力平衡是会改变的，例如在 2013年，鲁哈尼当选时，改革派都看到权力天秤移向他们，虽然最后并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因为他们遭到反制。

端传媒：就像是哈塔米时期那样，保守派仍然把持着国会？

萨德克：没错，但实际上更为复杂。你不能假设保守派不玩民主游戏，虽然非民选机构尝试偏袒他们。但如果你看伊朗选举，为了跟上改革派，保守派也开了许多选举支票。保守派一直在改变他们的议题和言论。例如在 2009 年选举期间，所有的候选人都说他们愿意和美国谈判。伊朗政体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总的来说权力平衡朝向保守派一边，但并非所有事情都是事先决定的。你可以说这是伊朗政体的谜团：一方面你可以称之为威权政体，但同时，选举结果并不像伊拉克的萨达姆或者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那样是预先决定的，在那边你会看到 90% 以上的得票率。而伊朗在有限的空间中存在有限的党派竞争。

我认为长期而言，伊朗政府避免全面性的民主，而是菁英之间的轮替。

端传媒：你如何看待很多人的一种说法，他们认为伊朗革命的果实被霍梅尼的教士集团偷走了。

萨德克：我不赞成这个说法。从谁手中偷走又为了什么？伊朗革命是一个大众革命，人们想要自由、独立和摆脱国王，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推翻美国在该地区最强大的代理人。但大部分的时候人们对于新的政府长什么样没有太多共识，明显的是，大多数人没有预料到是由教士来制定秩序。我想当时革命之后立马就迎来战争，这强化了伊朗政府中威权的倾向，让教士有空间操控政治并排除异己。许多人要求“伊斯兰”，但这可以指涉很多东西。

端传媒：一些伊朗知识分子把伊朗革命置于世界史的脉络之中，认为如同法国1789年革命或1917俄罗斯十月革命一样重要，你认为这是成功的吗？

萨德克：我同意。伊朗革命是一场大众革命，这在这个地区不常见。通常你会遇到像是纳萨尔或卡扎菲这样的人物——少数极端的菁英军官发动政变，并从上改变整个国家体制。伊朗革命不同的地方在于由大众来推动，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是和平的，而且它彻底改变了伊朗的政治与社会。接着你看到有全球性的反应，尽管国王从都不含糊地支持西方。革命的其中一个口号就是“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在摩萨台（Mosadegh）总理时期有个“负面平衡”的理论（negative equilibrium ，意即不给予任何外国势力好处来达到伊朗的独立性），不选边站。后来伊斯兰主义者提出“伊斯兰的现代性”、“全球乌里玛社群”等理论。对于一些左翼人士来说这不是伊斯兰复兴，而是一种挑战美国霸权的反殖民、反帝国主义。

端传媒：这是当时左翼接受伊斯兰主义的原因吗？

萨德克：没错，部分的左翼人士大概对伊斯兰主义保有同情，他们认为伊斯兰主义是真的可以动员几百万人的社会力量，即便是极左人士也谈论伊玛目阿里，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大众的语言。同样的伊斯兰主义者也取用了左翼的语言来吸引左翼的群众。这是一种互相借用。即便在国王时代各个派别都遭到打压，伊斯兰主义者仍然可以动员最多群众，利用他们在巴扎、清真寺、侯赛因圣堂（Hussainiya），从许多方面来说这是某种自然的网路，到革命前只有伊斯兰主义者拥有这样庞大的动员机制。

这个机制到现在仍然运作着。虽然伊朗最大的吊诡是拥有非常世俗的中产阶级，特别是在德黑兰，但你到乡下去看，仍然有许多虔诚的民众。但虔诚不代表你需要喜欢政府。改革派就这样批评，政府凡事以宗教挂帅，但政府仍然本质上是一个世俗机构，因此人们很自然会将任何不法、贪腐、不称职的迹象都怪到宗教上面。

端传媒：有一种说法认为，波斯大多数历史上世俗政权跟宗教权威从未结合在一块。

萨德克：对，伊朗的教士们从未掌权，而且从什叶的传统来说，在末日隐遁伊玛目马赫迪（类似基督教中的弥赛亚）回归之前，你不可能有一个真正的宗教政府。这仍是传统什叶批评法基赫理论的重点。对于改革派来说，如果你把宗教跟政治混杂在一起就会导致宗教的腐败，而宗教应该是个人的事情。

历史上教士经常与国王合作，但有时候却不。例如 19 世纪末烟草事件（Tabacco incident）期间，教士就跟王权直接冲突。宪政革命时有教士支持绝对君权，也有教士反对。1953 年政变事件中、1979 年革命亦然，因为教士机构本身是包含不同想法、动态的，但他们最主要关心的仍是机构本身的存续，而非掌管国家权力。对他们来说，“政府”是一个新的东西。这就是为何霍梅尼的理论与什叶传统相冲突。传统来说教士的判例只是一家之言，但在霍梅尼认为“教士统治”下，国家的任务就是要把“好的东西”带给人民，并强制规范人们的生活，而很多教士对于什么是“好的东西”却有很死板的理解。

端传媒：霍梅尼的法基赫理论主张要由“最资深”的什叶教士来担任最高领袖，但他自己在死前却改成政治经验大于宗教位阶，让宗教位阶较低但政治经验丰富的哈梅内伊可以接任。改革派怎么看？

萨德克：实际上高阶教士比改革派更批判移除宗教位阶资格这件事情。这也造成了伊拉克纳杰夫跟伊朗库姆两个宗教学术圣地之间的紧张关系，现在纳杰夫拥有相对较多的学术自由，但库姆有更多资源。很多伊朗的教士反而跑去伊拉克学习，因为他们觉得库姆变得太过政治化。

改革派也有很多批评法基赫，取决于你跟谁交谈，一些改革派认为宗教位阶是必须的，一些认为最高领袖应该全民直选产生，不过这会产生两个直选领导人的情况：最高领袖和总统，这明显会产生额外的问题。也有改革派认为应该把宗教领袖设立成像是宪政皇室那样，例如以色列总统跟总理都是民选产生，但总统只是象征性职位。

法基赫所产生的问题未来会怎么发展很难预料，但如果撞大彩下一任最高领袖是现任总统鲁哈尼，可以预料库姆大概会有更多自由的空间，但如果是莱西（Raisi）接任，那可能会变得更压抑。

端传媒：伊朗被夹在美国的帝国主义霸权跟国内的反帝国主义势力当中，你会不会觉得两国之间几乎不可能正常化关系？

萨德克：这是双向的。美国很难放下自己“丢掉了”伊朗这件事。不少特朗普内阁的成员经历过里根时期，伊朗人质危机深印在美国集体记忆中。你从美国大众文化作品就可以看出来。对美国菁英来说，与伊斯兰共和国正常化关系是肯困难的。除了历史包袱以外，许多美国在区域内的盟友，包括以色列和沙地（沙乌地）阿拉伯，根本上反对这件事情，而他们在华府都有固定的游说团体来阻止这件事情发生。同样在伊朗，也有许多团体对美国充满敌意。

端传媒：中国读者也许会问，为什么伊朗不能像中国在 1970 年代一样与美国正常化关系？你认为中国的崛起对伊朗有什么影响？

萨德克：经常有人把尼克松与中国接触拿来跟伊朗做比较，但这是很有问题的，除了区域状况非常不同以外，也因为有太多团体不希望这件事情发生。

伊朗有些保守派确实把中国当做学习的榜样：强大的政府、强大的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却不政治自由化。伊朗视中国为很重要的平衡者，在能源和基础建设领域也是重要的投资者，但同时伊朗的流行文化中可以看到对中国的怨恨，认为中国把劣质的商品丢到伊朗市场。另外中国并没有像是西方或是俄罗斯那样有历史包袱。19 世纪伊朗因为俄罗斯的影响力而丢失了许多领土，而俄罗斯扶持的哥萨克骑兵还在宪政革命期间轰炸过伊朗国会。相反地中国被视为重要和强大的国家，对伊朗没有帝国主义野心。但伊朗国内也担心中国为了和特朗普达成更好的交易而把伊朗作为筹码，说到底，伊朗到底是中国的一个市场，还是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