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9点后，冲进立法会的消息出来后，好几个身在内地的朋友问，是否失控了？
是否应该冲进立法会，可能是6月运动至今最接近“割席”（划清界线）的一次分歧。不论是内地还是在香港的朋友，即便都是运动的支持者，也有许多人对冲击立法会有保留。理由非常说得通，占领立法会在社会看来是“极端”行为（象征意义上的“革命”），容易流失已有的民意支持，也会授人以柄，让建制派和亲中媒体更有理由制造信息污染，把示威者描述为“暴徒”。
这背后的问题其实是：一场具备压倒性民意支持社会运动，可以走到哪一步？
游行，当然没问题，一百万人，两百万人，五十五万人。占领立法会周围道路，也大获支持，港铁车长、的士司机、基督教徒，过去被归为保守的群体以他们的方式支援年轻人。瘫痪税务大楼和其他政府机构的服务，也依然有市民表达理解：不需要道歉，真正错的不是年轻人。g20峰会期间众筹670万港币在不同的国家报纸登“反修例”广告，从讨论到筹款到登报只用了3天时间，也使全世界惊叹香港年轻人抗争的创意和执行能力。
这些都很好，和平、理智、创意兼具，能满足最大公约数的支持者对香港人乃至中国人抗争的想像。另一面呢？市民提出的5大诉求（撤回修例、收回暴动定性、撤销对抗争者控罪、追究警队滥权、林郑月娥下台（最新的《金钟宣言》将这一条替换为实行双普选），无一得到回应。
所有能尝试的方法都一再尝试了，政府呢，不回应，不出声，不露面。可以想像包括失去三条人命在内，是一种怎么样的悲愤和绝望的情绪开始在滋生和蔓延？
现在可以来讲“失控”与否的问题了。6月9日，百万人游行，政府态度强硬。6月12日，占领金钟，警察150枚催泪弹清场，政府和警队遭受全世界的批评，林郑依然态度强硬。6月14日，韩正南下深圳与林郑月娥会面。6月15日，林郑召开记者会宣布暂停修例工作，对5大诉求无一回应，并表示警察执法天公地道。同日，梁凌杰留下4大诉求（除了追究警队责任一条）的标语后，在太古广场堕楼身亡。6月16日，200万人上街游行，继续提出5大诉求。6月18日，林郑再次召开记者会，承认政府工作不足，向市民道歉，仍然未回应5大诉求。6月21日，占领警察总部。6月24日，瘫痪税务大楼。6月26日，爱丁堡广场集会。6月27日，包围律政中心。在此期间，林郑月娥和其他政府官员不见踪影。6月29日、30日，接连两名女性堕楼身亡，一位留下“反送中”字句，另一位自陈“七一我去不了，其实真的绝望透了。”但没有任何政府官员出声。
其实我们应该先问一声，这个政府是否“失控”了？
游行、占领、游行、占领、不合作、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所有能尝试的方法都一再尝试了，政府呢，不回应，不出声，不露面。可以想像包括失去三条人命在内，是一种怎么样的悲愤和绝望的情绪开始在滋生和蔓延？
7月1日早上8点，一边是会展中心内林郑月娥一班官员庆祝回归升旗和酒会，一边是会展中心外和警察对峙的示威者，最有可能向官员们示威的机会也失去了。下午1点多，开始有几个示威者以铁笼制成的“攻城车”撞击立法会大楼的玻璃门。这就到了很多人认为的“失控”的起点。
当所有备受称赞的和平抗争方式都用尽了，而政府毫无回应，从年轻人的角度看，还有什么办法能推进运动吗？只剩下暴力了。有人选择对自己的暴力——自杀（真切希望不要再有同类事情发生），自然有人选择更进一步的暴力冲击。
“失控”意味著我们认为还有更和平的办法来实现5大诉求，但是其实没有，我们没有人知道怎么做才是“可控”的，我们没有人知道运动下一步应该继续怎么走。和平的办法已经用尽（当然，不排除可以继续日复一日地游行和不合作），必然会有人失去耐心，会有人选择显而易见的暴力冲击。从发展脉络上看，政府持续龟缩，拒绝回应诉求，有年轻人会走到这一步，就是任何人都可以预见的。
年轻人会吸收全世界的行动和思想资源，游行、占领、不合作之后，他们选择了重现太阳花。
我上个月采访的一个年轻抗争者，访问过程中他谈了好几次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年轻人会吸收全世界的行动和思想资源，游行、占领、不合作之后，他们选择了重现太阳花。这不是“失控”，而是有次序地在推进运动，从最和平的方式开始，到今次终于占领立法会。
而究竟占领立法会的“暴力”有多严重？撞击玻璃大门的照片当然让人惊心，但是用董启章的话讲：“他们有破坏，但他们不是暴徒。他们是有秩序地破坏，克制地破坏。他们的破坏，是象征的行为，是表态的方式，是表示义愤的方式。过程中他们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也无意图伤害任何人⋯⋯破坏立法会的死物，就是暴力吗？”
董启章说的并不十分准确，其实有泛民议员在劝阻他们的过程被撞倒受伤了，但是距离警方形容的使用暴力攻击人的“暴徒”，还差得太远。他们攻击的，是玻璃、是铁门。
占领立法会是一个好办法吗？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我相信他们也不知道。在这场运动中，我们年纪稍微大一点点的人，都应该承认自己的“无知”。
要承认我们真的“不懂”。我们不懂年轻人是怎么做到的在一个月内“进化”出一套成熟的组织方式的，这在国际社运中都是新的经验。
今晚7点多从遮打道行到夏壳道，我和同行的朋友目睹了一幕幕令人惊叹的场景。密密麻麻的人群占领了夏壳道和添美道，和6月9日晚上一样，人数甚至更多，但是他们不再只是守在那里而不知道做些什么。
相反，他们自发组成了一个高效运转的系统，前线（冲击立法会的人）需要的物资以手势和口号地方式传到后方，后方迅速搜集物资（有些还需要手工制作）后，由几条队伍接龙传递过去，像流水线一样快速而准确。物资队伍之间，还留下了可以由一人通过的空间，有很多年轻人抱著重要物资在通道里快速奔跑。有物资车辆通过，人群则会迅速地像“红海”一样分开，又合上。
这个系统又不是完全组织好再投入的，而是由陌生人临时组成的。所以它足够“be water”，我和朋友们走进人群，也并没有遭到排斥，我们穿行，他们会给我们一些空间，又在恰当的时候指引我们走哪条路，让我们不至于阻碍系统运转。他们还会自发阻止每一个试图拍照的人（这是他们保护自己的方式）。
我们三个年纪大一些的人，像远古时期的野人一样进入这个“乌托邦”，除了惊叹，能做的，就只剩下让一条道路给他们。我们并不知道他们究竟是如何组织起来的，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有一个决策、分工的过程，我们其实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他们就在那儿投入地“工作”。一个多小时后，在他们的支援下，前线人员把立法会大楼攻破了，开始占领。
我想强调的是，要承认我们真的“不懂”。我们不懂年轻人是怎么做到的在一个月内“进化”出一套成熟的组织方式的，这在国际社运中都是新的经验。我们也不懂，年轻人为什么会在今晚进入立法会大楼。可能他们也没有“想”那么多，但这恰恰是他们使我们“不懂”的原因。而具备经验、理论的我们，其实这么多年有他们做得好吗？
从6月9日开始，很多从事媒体行业的朋友，一边做报导，一边不得不写很多手记（比如这篇）来给自己做心理和情绪疏导。而在我们还为催泪弹失神的时候，年轻人已经快速地进入了下一场、又下一场行动，并且每次都做得极为漂亮了。他们好像没有包袱。我们每个人都这么感慨。
既然如此，不要讲什么“失控”，不要谈什么“道理”，把路让给他们，支持他们，保护他们。真正“失控”的，是那个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