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近日发生了一系列反《逃犯条例》修订（“反送中”）的大型抗议行动，当中包括616的两百万人大游行，堪称香港史上最大规模的示威活动，甚至超越2014年的“雨伞运动”和1989年声援“六四”的大游行。有些观察者难以理解香港人的行动，认为港人这样做很蠢很天真，甚至很幼稚，正在自我撕裂且以卵击石。从物质利益考量的视角出发，香港市民挑战国家机器和暴力及其背后的权力结构，不但没有好处，还要冒著人身安危和承担法律责任的风险。这样做也似乎无法解决如物价、房价、工资、贫富差距拉大、安老和教育等基本民生问题。
相异于以上看法的背后原因理解，恰恰是许多香港市民对掌权者有疑虑和不信任，以及坚持自主、要求约束行政权力、争取加入决策和立法程序。持有这种价值观的人注重的是民众参与，以及透明和公开审议可带来的程序正义，认为有了这些前提，民生和其他议题才会有足够的保障来彻底解决。同时，许多香港市民，尤其是年轻人，都把现在面对的各种民生问题，归咎于权贵小圈子的长期幕后操作、黑箱作业和官商勾结。
这种政治价值和偏好的出现，似乎是在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后，才明显形成和成熟的，与香港传统权贵、公务员系统和中共等专制体制所熟习的政治模式恰好相反。
香港市民对自己城市实质自主和自由的诉求，正好跟一个正在兴起的威权中国发生冲撞。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从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除了“六四”前后几年以外，一直经历快速的经济发展，使国力和信心大增。近几十年来的经验令中国领导层认为，稳定、富裕和壮大需要的是中共从上至下的带领和严格的管制，而不是他们眼中的过度开放和权力约束。北京当权者所理解的所谓“中国模式”发展，也愈来愈不需要依靠外界，尤其是发达经济体的前例和认可。中国可以与外界平起平坐、直接协商，而香港的特殊管道和制度也因此逐渐失去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