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大律师陈景生是香港大学法律学院的首届毕业生，2003年香港经历廿三条立法，引致五十万人上街怒吼时，他身为大律师公会主席，曾直斥港府的做法“强奸民意”。如今16年过去，他自己也没有想过，《逃犯条例》修订翻版一样发生，而且港人的反应更猛更烈，“这一次我两点入维园，晚上八点仍未去到政总，比2003年7.1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跟行政会议成员、同为资深大律师的汤家骅，是港大的同班同学。汤状紧跟政府和中央路线，处处护主，大力支持和唱好条例修订 ；陈景生则代表法律界选委发信予特首林郑月娥，邀请她会面解说修例，但遭拒绝。对年轻人的激烈行动，他更表示完全理解，“我和汤状是同学，他都快70岁啦，这件事对他影响有几大？但你想像一下年轻人面对的前景，就会明白他们为何有此行为了。”
陈景生见证香港回归后的法治倒退，一路走到今天，回归22年前夕，法官更罕有接受路透社专访，表达对条例修订的担忧。执业数十年，陈景生第一次遇到法官发声的情况，“也数林郑才有这个本领，迫得法官也站出来反对。”他痛陈政府口讲一国两制，行为上却是一国一制，而林郑拒绝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彻查6.12冲突，势成压垮警民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陈景生敬告政府，不要再执言自己依法办事，“法律上容许你这样做，并不等于你行使的权力是适当的。”
向来写英文多过中文的他，却用了一句俗语形容中国当前情况，“发财就要立品，祖国财是发了，作为华裔人士我自然要恭喜，但立品呢？只望中国能多多立品，尤其是人权方面。当然不能让香港变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