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的一天早上，我坐在位于美国华盛顿市郊的办公室里，用电话接入了一场关于中美贸易战的媒体沟通会。
在美国，这是一种很传统的会议形式。与会者在不同地区和时区，事先拿到一个电话号码和密码，然后在约定时间拨打电话，进入会议。除了七、八位主要发言者，那天还有来自美联社、彭博社、《华尔街日报》等数十位记者连线，记者提问前要先通知接线员，再由接线员转达，所有发言都默认会被公开报导。整场会议严格按照事先发布的日程进行，有条不紊，各取所需，准时结束。
发言来自美国各个传统行业的中小业主。有位于印第安纳州的大豆农场主，有来自德州的家族品牌行李箱制造商，有在俄亥俄州酿威士忌的酒商，有在西雅图做电子声控产品的公司运营者。他们的产品要么是中国制造，要么销往中国，或者两者兼有。而特朗普在5月初宣布将两千亿中国商品的关税从10%提高到25%，以及中国迅速宣布进行关税反击，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噩耗。
因此，会议的基调以控诉为主。增加关税意味着增加成本，企业主只有在涨价和牺牲利润之间选择。做威士忌的酒商抱怨，自从贸易战打响，他在中国一瓶酒都没卖出去；行李箱制造商是位年轻女性，说所有产品都是中国制造，她作为家族企业的第三代继承人，眼看家业要败在自己手上；豆农声称，美国中西部农村是全球最好的大豆产地，并拥有完善的高速公路、货运设备销往世界各地，中国一直是大买家，而关税让美国大豆丧失了竞争优势，他预计自己的农场会在两到三年后关张……
这总共会让美国减少934,000个就业岗位——一位学者将损失进一步量化。她是这次会议唯一一位来自智库的研究人员，她所供职的机构Trade Partnership最近统计了全美所有与贸易相关的工作岗位，并按照行业、地区（从州到县、市镇）分析关税对美国就业形势的负面影响。
“中国人是不会为川普的关税买单的，付出代价的是美国纳税人。” 美国零售业联合会（National Retail Federation）的主席David French总结陈词，“美国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句话迅速登上了美国各大媒体。
但重点在后面一句：我们敦促特朗普政府尽快与中国达成贸易协定，迫使中国妥协以改变其不公平的贸易惯例。
特别是后半句的英文原话，对中国人的冲击力更强——“We want to see concessions from China to remedy its unfair trade practices”——就算是对关税政策反弹最强烈的美国企业界，“打”赢中国的决心也不可小觑。换句话说，他们希望自己的损失有所价值。
相比于美国对贸易战的公开讨论，中国仿若沉默冰山
此时，我来华盛顿做访问学者已经两个多月了，在美国发行量最大的全国性日报《今日美国》（USA Today）的财经版做客座记者。华盛顿有数不清的智库、国际协会、政党组织和金融机构，中美贸易战一直是城中热话，甚至走在街上都能听到人们议论纷纷。而《今日美国》这份报纸以内容浅显、实用和多样化而著称，此刻使命就是告诉大众读者，贸易战究竟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什么影响。
“消费者、消费者、消费者；纳税人、纳税人、纳税人。”编辑们每日在办公室里念三遍。报导内容均是：在贸易战影响下，哪些商品涨价或即将涨价，美国人均家庭开销将要增加多少，什么样的企业经营艰难，会不会裁员，以及有没有避免损失的选择。
在美国做采访也是件颇有效率的事。给公司的官网邮箱发邮件索要新闻稿或声明，不出半日肯定会有回复；给商界联合会或研究机构打电话请求介绍采访对象，一定可以安排上；各个经济指数，譬如物价、就业失业率、产业指数，随时都能找到权威、公开的信息；哪些指数读不懂，按图索骥发邮件或打电话，很快能得到解答或拿到参考资料。幸运的时候，只需一天时间，便能拿到四、五个有价值的访问线索。
更意外的是，采写贸易战题目还不足一周，就已经有相关人士知晓我的联系方式，直接打电话来主动要求被采访，从密苏里州的林场主（橡木材等被列在中国对美增加关税的清单上）到加州的高端自行车制造厂（其零部件均来自中国），五花八门，应接不暇。可见在这里的信息流通之快，人们的表达欲之强。
一方面，因美国社会十分看重个体利益；另一方面，他们不怕讲话。
相较中文媒体，特别是大陆官媒，有关贸易战的论述无一不将国家利益摆在第一位，在民族主义的情绪之下，每个人都应为国家付出乃至牺牲，个人得失是不值得一提的。我们不知道受贸易战影响，有多少中国人失去工作，有多少中国工厂濒临倒闭或面对转型，有多少商品价格上涨、上涨几成。就算有真实数字，也极难被媒体获得。
我的东家端传媒，是为数不多地尽最大努力尝试展现个体故事的中文媒体，但读者也恐怕很难想像以记者身份在中国接触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人们不敢也不愿开口。有时记者奔波数月，拿到的采访屈指可数，颇有挫败感。有时好不容易找到一位受访者，洋洋洒洒聊了一些，“抱歉，不要写我的名字、行业、所在地和其他信息。”就像是一拳捣在了棉花上。想获得一些学者或研究人员的观点，也常遭到拒绝，“看过你们的文章，写的很好，很欣赏。但我没办法谈，太敏感。”
这造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局面：来美两个月，我便能对贸易战里美方这一边的举措如数家珍，而我最熟悉的故土中国，却依然说不上什么来。
或者这么说，美国上下对贸易战与中国的看法，是相对透明和公开化的；而中国，无论是高层政治，或基层民意，都像是深藏于海平面下的巨大冰山，不被外界所知。
抱着一颗想给美国媒体写中国故事的心而来，写来写去却还是美国视角。
一条船上的中美贸易伙伴，更丰富的现状难以被呈现
梳理美国丰富（甚至是过量）的信息资源，再结合来自中国的只言片语，拼凑一个个新闻故事，便成了我每日工作的常态。
平心而论，“关税是由美国纳税人买单”这种美式论调是非常不准确的，美国主流媒体不经考证地散播这种观点，也是不负责任的。具体到真实的国际贸易往来，高端产业（譬如IT、飞机、化学品等）和低端产业（例如制衣、制鞋），大型跨国公司（例如苹果、亚马逊）和中小型企业，各自面对的情况和应对措施不尽相同。
更不用说中美贸易数十年，民间商界的交流不断，有的早已成为一条船上的亲密伙伴，甚至从未想过互相抛弃，如何共同咽下关税带来的苦果，才是他们正在面对的难题。
美国不是唯一的关税买单者。以中小企业举例，一家位于中国北方的玩具工厂，二十年来为美国迪斯尼的某一代理商制造玩具。在去年特朗普将中国商品关税增至10%，他们双方果断各自分担5%。而现在关税升至25%，中方倾向于承担其中的15%，美国买家承担10%，为的是继续把生意做下去。
一方面因为中国经济下行，世道艰难，中国工厂实在不想失去老客户，宁愿将利润一降再降。对美方来说，10%虽也几乎耗尽其大部分利润，但搬去东南亚或在美国本土寻找新的供应商同样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更何况，二十年的交情令他们对中国工厂的工艺、质量、交货时间均十分信任，其他地方更难匹敌的是，中国工厂具备一定的研发能力，遇到设计上的缺陷可以迅速修正，有不适合的纽扣或零部件，也可以运用中国强大的货源地而找到替代品，这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几乎不能实现。
另外一个例子来自低端制造业。某间中国南部的工厂常年为美国一家公司制造圣诞树，但高昂的关税决定让美国客户中止合约，另签了一份越南工厂的订单。但美国客户让原先中国工厂的管理者和主力工人都迁去越南，以保证原有的水准。准确来说，那些圣诞树依然是“中国人制造”，但产地不在中国。
为大型美国企业工作的美国人也不愿离开中国，因为他们不仅在中国有供应链，也有庞大的运营管理部门和前景无限的中国市场。
“那是他们的就业岗位。”一位前美国大使馆商务部长对我说。他从基辛格访华开始接触中国，能讲流利的中文，大多数时间住在北京国贸的豪华公寓里，为大型美国公司提供中国业务的咨询服务，帮他们攻克中国市场，解决法律和政策上的麻烦。他说平日接触的许多中国的决策者，最近却很难约见，因为中国官员纷纷表示“不方便”。
他向我暗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角度，那些美国人真正想要的工作在中国。因此，很难说特朗普打着“让就业回到美国”旗号的关税政策，能给这些人带来什么积极的影响。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小故事，在中文媒体不常见，也很难登上美国媒体的版面。我尝试向美国的主编推荐过几次，却无回音。大概这类情节对中美双方来说都有些政治不正确之感，也就随着时间流逝而成为新闻编辑室里闲时的茶话。况且，新闻媒体是健忘的。最近，特朗普要对墨西哥增关税的新闻占据各大版面，中国故事便随之悄然无声了。然而中美贸易战仍在进行中，双方的痛楚并未因新闻版面的减少而缓解分毫。大约要到六月底，中美两位领导人在日本20国峰会会面时，我的美国编辑会再次要求我，“能不能再简单写一写中国？”
端传媒记者张妍入选阿弗莱德·弗兰德林国际媒体奖学金项目，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进修，并在《今日美国》（USA Today）的华盛顿总部担任客座记者。此媒体奖学金项目已有三十五年历史，张妍是近十年来唯一一位入选的中国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