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生产线2/3的设备都停了”
贸易战的影响在2018年10月份开始显现，林帆工作的服装代工厂开始做2019年春夏季的订单，订单数量从一个季度十万件，变成了三四万件。这间工厂位于深圳龙岗区，主要为美国的服装品牌代工围巾、手套、帽子的服装配饰，是知名服装品牌GAP在中国的供应商之一。
2018年7月6日，特朗普政府正式对来自中国价值34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关税。同年8月，对价值逾16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两次加税的商品主要是汽车、农业设备等大型机械。到2018年9月，美国对包括纺织品在内的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2019年5月加征关税上调至25%），林帆的工厂遭了殃。
他们生产的一系列帽子（海关编码前六位数为6505.00）和手套（海关编码前六位数为3926.20）被纳入加征关税清单，原来关税为7.9%的产品，现在需缴纳32.9%的关税。
“GAP承担了全部的关税。” 林帆说，对方曾经提出要中国合作伙伴分担一部分关税，但林帆公司生产的配饰在美国售价不过3美元左右，工厂利润率只有10%，25%的关税哪怕只分给工厂5%，也是巨大的负担。
GAP因此把部分订单转向了东南亚的代工厂。截至2019年4月，GAP在中国有196家代工厂，主要分布在广东、江苏和浙江。在越南、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孟加拉国等东南亚国家则有超过300家代工厂。
除了GAP，其他几家美国服装企业也削减了订单数量，林帆估算，截至5月，工厂的订单比起贸易战之前减少了80%。
有类似遭遇的不止这一家工厂。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和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中国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49.4，环比下降0.7个百分点，是今年的次低水平。PMI指数高于50表明制造业活动扩张，低于50则说明萎缩。
林帆是工厂的采购主管，经历过2000年前后最繁荣的时期，那时一个订单至少有十万件货物，现在只有一万件甚至几千件。据她观察，最近五年她所在工厂代工的品牌一直在转移生产线，从中国广东和江浙一带，转移到孟加拉国、柬埔寨和越南。
“许多公司在贸易战之前，已经在中国海外投资生产，尤其在东南亚地区，”香港的贝克·麦坚时（Baker & McKenzie）律师事务所接受BBC采访时也表示，“近期的贸易摩擦不过是加速了这种转变。”
2015年，原本有85%的产品在中国制造的优衣库母公司迅销集团宣布，随着中国人工成本的继续上涨，决定将中国以外的生产比率提高到50%，向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工厂增加代工订单。同一年，无印良品也表示计划3年后把在中国的合作工厂从229家减少到86家。
5月30日，在广东东莞一个跨境电商论坛上，端传媒记者遇到了中国最大的制鞋企业之一、东莞华坚集团的代表Paul。华坚每年生产2000万双女鞋，订单来自GUESS、COACH等美国企业，也曾经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儿的时尚品牌Ivanka Trump 生产女鞋。
Paul表示，由于他们在非洲埃塞俄比亚(伊索比亚)也设有工厂，因此贸易战对他们的影响，暂时只是将美国的订单放在非洲制造。但长远来看，如果贸易战一直持续下去，他们将不得不重新分配国内和国外工厂的生产线。
5月份，包括耐克（Nike）和阿迪达斯（Adidas）等173家鞋类制造商公司联署敦促特朗普结束贸易战，联署信称，特朗普总统将美国进口中国商品关税提高到25%，“将对美国工薪阶层造成更大冲击”。美国商务部和美国鞋袜经销商协会的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出售的鞋子，有70.7%来自中国制造。
鞋类制造和零售商表示，虽然他们一直在将各种运营从中国转移出去，但鞋袜类仍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行业，需要多年规划才能做出各种资源决定，不是简单地将工厂搬迁就能适应这些变化。
和华坚这样的大公司相比，生产线转移对小制造商来讲可算不上什么好消息。“一个生产线2/3的设备都停了。”2000年前后林帆当采购时，工厂每年有一百多万件货的订单，相应地订购的原料数量也很大，她每天都要工作到夜里。如今工厂每年只出十几万件货，折合十几个订单，她的工作变得轻松不少。
“从996变成855（996指从早上九点工作到晚上九点，一周工作六天；855指八点上班五点下班，一周工作五天）。”对林帆来说，这不完全是坏消息：“孩子比较喜欢现在这样，妈妈有更多时间了嘛。”除了照顾孩子，她也把时间用于上课、学习英语。白天，为了打发时间，她还跑到车间帮忙包装。
其他人则没有这么轻松。厂里的工人大多是35岁以上的女工，底薪维持在最低工资线上，主要依靠加班来增加收入——工作日加班1.5倍工资，周末加班2倍工资，节假日加班3倍工资。依靠长时间的加班，女工们一个月能收入三四千，否则到手只有大约两千块。
订单减少后，工人不需要加班了。不需要老板主动裁员，工厂最近半年就不断有工人离开，300多名工人目前只剩下100多人。
为了应对危机，林帆的老板把四层楼的厂房租赁出去两层，并冀望在欧洲寻找新的订单。“始终服装配衬，美国还是最大的市场。”林帆表示。根据海关总署统计，2018年中国纺织品服装累计出口总额2767.31亿美元，对美国出口增长为8%。2018年前11个月，中国出口美国的纺织服装产品占美国进口的市场份额为36%。
“如果美国再进一步增税，工厂可能就熬不下去了。”林帆说。她的老板在等待贸易战终结，让订单回来。
“人民币贬值，购买力下降，我们买原材料的价格都上涨了”
同样在等待贸易战结束的，还有深圳宝安区一家精密五金公司的合伙人胡迁。
2019年原本是工厂扩大生产规模的一年，胡迁早早准备好，花了100多万人民币购买机器。但是设备还没来得及安装，美国的客户就报给他坏消息——他们代工生产的烤箱金属支架，被列入了2000亿美元加征关税的清单里，要增加25%的关税。
“损失很大（That hurts）。”客户向他诉苦，胡迁知道情况不妙，要么是订单会减少，要么是要一起承担关税。贸易战虽然从2018年7月就开始了，但去年12月，中美两国同意暂停征收新关税并开启谈判，胡迁以为“战斗”不会持续太久。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我还没看到（因为贸易战）获得好处的人，都是在亏钱。”自2013年从事外贸生意以来，胡迁就一直关注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他在Facebook上关注了自己的客户和其他分析师，通过他们来获取跟自己最直接相关的信息。在贸易战开始之前，胡迁关注的都是商业条款和汇率变动，他从来没想过有一天关税会发生变动。
从去年底开始，由于常用的VPN都用不了，胡迁不再上Facebook，主要通过国内的新闻信息来了解贸易战的进展。“不是很能满足需求。”胡迁说，自媒体的消息不知真假，新闻机构也带有强烈的情绪，“只会告诉你你想听的。”
尽管如此，胡迁还是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他认为贸易战不久便会停止。“特朗普是一个目的性很强的人，只要目的达到了，或者达不到了，就会停止。”
在扩大生产规模之前，胡迁曾问过美国客户，是否会把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如果他们准备转移，那我们当然就不购买新设备了。”胡迁说，客户给了否定的回答，对他们来说，中国工厂的生产技术、价格成本，中国成熟的物流体系，中国社会的治安和商业稳定，都不容易在别的国家获得。
据海关总署统计，2018年，中国外贸出口2.48万亿美元，其中出口美国4784.2亿美元，占比19.2%，连年处于增势。
胡迁的工厂有40%的订单来自国外，60%来自国内。他告诉端传媒，国内的订单风险低，但在中国做生意普遍会被拖欠款项，结款时间很长，所以需要外贸订单来回款。而相比于南美、非洲等地区的订单，美国市场的订单又是风险最低的，“客户不会收了货就消失”，发生商业纠纷也有法律途径可以走。
从2019年5月份开始，胡迁频繁地跟客户在中国的代表会面，讨论关税的问题。“短期内我们可以承担一部分关税。”胡迁说，他们愿意牺牲掉利润，留住美国市场上最大的客户，“前提是贸易战不会打太久。” 因为贸易战，胡迁已经失眠几个月了，每一个消息都是坏消息，包括中国政府的反制措施。
据路透社和《纽约时报》报导，贸易战以来，人民币的指导价一直在稳步降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度跌落至6.9。由于人民币的交易价只能在央行每日设定的严格范围内上下波动，因此不少人猜测中国政府以人民币贬值作为武器，来抵消美国加征关税的影响。
对胡迁这样的工厂老板来说，人民币贬值起了反作用，“人民币贬值，购买力下降，我们买原材料的价格都上涨了。”
“如果特朗普连任美国总统，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放弃美国市场。”胡迁回忆，5月份他从朋友圈看到别人转发特朗普宣布加征关税的推特时，脏话都要骂出口了。“从商业的角度看，有特朗普当总统的美国，信誉度太低了。我们不愿意跟这样的人做生意。”
胡迁考虑过避开关税的办法，比如货物转运。“但有很大的风险，如果被美国海关查到。会面临巨额罚款。”胡迁说，暂时他还在观望。
“贸易欺诈之路”
胡迁提到的货物转运，指货运代理公司将产品先从中国发往东南亚国家，将产品伪装成东南亚生产的，再发往美国，以此来避开关税。《纽约时报》将这条避税的航线，称为“贸易欺诈之路”，上海欧畅国际货运代理公司则在官网上称之为“打破贸易壁垒”。
端传媒记者以客户的身份，向深圳一家货代公司咨询了货物转运的细节。据其经理表示，该公司在马来西亚有自己的分公司，当客户的产品运到马来西亚后，会在当地停留2-3周，货代公司会和当地合作的工厂配合，开具马来西亚的原产地证明和带有抬头的买卖合同，就可以运往美国了。
这位经理提醒，除了准备好文件，产品和产品包装也不可以“露馅”：不可以有“MADE IN CHINA”的字样，不可以有69开头的条形码，不可以有GB开头的国标字样，不可以有中文或带有中国特色的信息。这位经理还提到一家销售LED灯具的公司，因为包装上有中国生产工厂的资料，被美国海关查到，货物被退回去，并罚款10万美元。
“只要你产品没有问题，我们是可以搞定反查的。”这位经理认为风险并不大，根据经验，抽查率只有5%。
当然，货物转运也不是因贸易战而起的，多家货代公司都表示，他们开展这一业务已经数年甚至十几年了，主要客户是销售被美国列入反倾销名单产品的公司。但贸易战的确让转运的需求多了起来。
上海欧畅国际货运代理公司的经理沈容接受了端传媒记者的采访，他告诉记者，货物转运的客户大多从事汽车配件、电子产品、大型设备、营养品贸易的企业。“必须是高货值的客人，否则他们承担不起上升的物流成本。”
他估计，贸易战让货物转运的业务增长了5%-10%，但这部分业务只是他们的小众业务。他们其他的业务——物流、清关、海外仓、FBA交仓等业务则下跌了15%-25%。
和中小厂商一样，跨境物流公司也遭到了很大打击。在深圳经营一家跨境物流公司的唐亦峰对端传媒表示，对比4月份和5月份的数据，他们运往美国的订单减少了50%。
“有个客户，美国的买家要求他承担15%的关税，他不愿意，就暂停发货过去了。”唐亦峰的客户，大都从事家具、灯、服装行业的出口贸易，而美国仍然是最大的市场。
除了电子产品、时装等货值高、对时间敏感的产品，跨境电商的卖家一般会把货物交给物流公司，由物流联系船公司，通过海运的方式把货物送到美国。货物抵港后物流公司会协助卖家清关，再把货物派送到目标仓库。
严蓓娜跟唐亦峰一样，是深圳的跨境物流承运商，5月份她的订单减少了30%。“关税提高，很多卖家都暂停发货到美国了，运力一减少，很多船公司为了降低损失，也取消了航线。航线减少，运费反而提高了，每个集装箱提高400美金。”严蓓娜解释，加税的影响是一环扣着一环的。
深圳京华达物流公司5月份的订单数量同样减少了30%，销售经理王勇告诉端传媒记者，除了贸易战的影响，订单数量减少还有周期性的原因。因为7月份是亚马逊的Prime day购物节，卖家4月份就会开始大批量往美国的仓库发货，所以物流订单数量可能激增。但他表示，如果不是贸易战，5月份也不会突然减少30%。
尾声
林帆的老板依然未能在欧洲找到新的订单。如果工厂倒闭，林帆也不想再去找工作了，“年龄比较大了。准备开个小店什么的。”
胡迁明白，“把工厂搬到东南亚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大十倍还可以考虑”，开辟欧洲市场也并不容易，一切得从头开始。
他依然在等待特朗普喊停的那天。
（应受访者要求，林帆、胡迁为化名。）
（实习记者徐涵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