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每个乘过长途航班的人都曾切身体验时差的威力。除了要努力调整错拍的生活节律，顶著哈欠的我们无论在香港、台北、北京还是伦敦，落地后都要同时在至少两个时区生活一阵子。如此才能在和新地方发生关系的同时，不和来时的人与路切断连结。
但和所有时间性的存在一样，时差并不只存在于一个移动的人身上，抑或是两个地理位置之间。时差当然是身体的，但并不只是生理的；时差的体验的确是个体的，但更多时候则是集体的无意识。在中国大陆，电视台、电台或其他权威机构报导时间的时候总会说：“现在是北京时间某点整”。虽然事实上这片幅员辽阔的土地横跨五个时区，可无论你生活在哪个时区，东八区的北京时间才是手表需要校调到的标准时间。在西北部的新疆，按照北京时间生活的我们习惯看到太阳在早上八点升起，家家户户到傍晚七点才动手准备晚饭。物理时区外，这个地处边缘的省份很多时候发展的速度和阶段也会与中国其他地区脱轨，甚至背道而驰。如果仍然用大而化之的“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来论述此地的故事，有时真会谬之千里。
也许正是受到故乡这特别的时间性影响，来自新疆的艺术电影导演雎安奇近期创作的三部影片《大字》、《钻的人》和《失踪的警察》，刚巧或纪录或虚构了来自三个不同世代中国人身上的时代烙印，而在这本身就已跌宕起伏的年轮蒙太奇中，雎安奇又总是将“此时此刻”视觉化、听觉化，始终提醒观者自己所在的位置与视角。
雎安奇的长期工作伙伴、制片人李振华在香港巴塞尔艺术展“光映现场”单元策划放映了这三部作品，并邀请雎安奇本人到现场座谈。限于场地和时间关系，导演未能多谈，而由于另有一部电影正在后期冲刺阶段，活动后他就飞回位于北京的工作室。要到一个星期后，我们才在微信上约好时间长聊。好事多磨，订好的时间他又迟到，微信说“北京狂堵！”晚上快九点他终于到工作室，先发来一段初剪的预告片，《海面上飘来的奖杯》，这是他刚做好后期的新片，“你先看这个，我烧壶水再聊。”屏幕上浮现出新疆演员王学兵的脸，这个之前被朝阳区群众举报吸毒而一度绝迹银幕的男人说道：“我不是一个好演员”。差不多看完的时候，雎安奇上线，“那就从《大字》聊起吧。”于是，我关掉王学兵的画面，从另一个线索进入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