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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年的某些日子，许多中国人都要千里迢迢、集体无意识的、进行着也许是这个星球最大的迁徙，去参加名为春节的盛大演出。人生本就如戏，还要再多加这一场。
美国传教士明恩溥说：“中国的风俗自形成之日起便一成不变，不难感觉到，人们都有一种潜在的假设，即风俗无论如何都是正确无误的。一种长期存在的习惯就是一种专制制度。在那些遵从这一风俗的无数人当中，没有一个人会意识到这些行为的起源和原因。他们的任务就是去遵从，他们也在遵从。”[1]
他们在遵从什么呢？
从形式上，春节是一种祭祀的延存，而祭祀庆典是物质贫乏年代，“乡村社会感官匮乏的代偿体系，春节位于这一体系的核心”[2]。而在现代商业社会，娱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盛行的年代，春节从形式上已悄然解体。
从内容上，在对比中西文化时，学者李劼认为：“中国文化的伦理主义性质在于，以人际关系（血缘家庭、社会关系）为基本的结构单元。这种人际文化关注的不是精神现象学，而是社会伦理学。”[3]
春节提供了人际关系交互的最大平台。基于文化的向心力，这一交互无可逃避。多数的中国式家庭，在此过程中，通过节庆的强化作用，维系着古老、保守的伦理价值。从这一角度而言，春节已然糜烂；男女老少们穿着古装，齐聚一堂，一年一幕逢场作戏，丑陋而枯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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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到春节本身，是一种孝心的彰显。过年的走亲访友，可以理解为在观众面前，赋予了“孝”以平日所缺的仪式感。
孝即顺也，子曰：“无违”，一种家族内部等级秩序的上下尊卑；而这种顺从又被看作一切美德的根源，被扩展和空泛到两个字“做人”。“居处不应，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礼记·祭义》）
借助道德上的绑架，和春节提供的平台，中国式父母完成了对子女控制的确认与巩固，以便使子女这笔“投资”实现最好回报。传统家庭伦理下，老一辈的威严，也许不易察觉，但却没有绝迹。也鲜少有长辈，如胡适所言，“我要你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不要做我的孝顺儿子”。
就如同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长辈对子女的操控欲，也只有零和无穷尽两种。认同了这一点，一个结论便显而易见：无论基于何种原因，做出的一时退让，都将不可避免地通向对方得寸进尺的结局，而区别只在于进尺的程度。每一次春节过后，不少人的生活轨迹或许就此改变；表面是“体谅”至亲的含情脉脉，背后是个人自由的萎缩，和保守价值观的沉滓泛起。
至于仍然将孝理解为爱的，或许可以引用鲁迅的名言。“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摸、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南腔北调集·漫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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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家庭的个人，首先被孝文化和父权制拘禁在原生家庭，其次被血缘强制性延伸人际关系，最后在以“辈份”为名义的金字塔等级体系下找到位置。
如果说家庭是一维的点，那么两个点所连出的那条直线，叫做血缘。这两个家庭，也就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亲属。在古代，宗法家族拥有基层社会组织的功用，即使遭受当代中国政治运动的摧残，其生命力仍得以存续。因此，画出每个人的血缘连线，也许错综复杂、蛛网密布。
在春节，可能很难有什么事情，比拜访这些亲戚更让人头疼了。价值观南辕北辙的人，在一起推杯换盏，喝掉廉价的亲情；家长里短的个人隐私，经交谈变得家喻户晓，成为酒足饭饱后的谈资；年轻一代接受血亲长辈的价值评判，而长幼有序，并没有半点辩驳的空间；一个完整、丰富、价值观坚定的人，也要在此时学会懦弱、容忍，甚至自我否定；所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积非成是。
春节所映射的奇妙传统在于：其一，默认为人类的一些共情、价值观的耦合，只会也只能限定在血缘的关系链中出现，这叫“亲疏有别”；其二，单靠血缘这一枢纽，似乎就可以消弭一切分歧，并且统一所有人的意见。
事实上，并不是有血缘连结的人，就可以善待彼此；讽刺的是，由于群己界限不分，在血亲之间造成的矛盾往往来得更多也更惨烈。此外，很多汉语都可以通过同义置换，从而获得迥然相异的意味，例如“血缘”与“基因”。我们和血亲之间，有着客观的生物基因的连结事实，但“血缘”则是文化符号，其被赋予的具体意义完全事在人为。“血缘”可以被赋予为责任与爱，也可以让其能指包罗万象，成为不容置喙的神圣物，从而涉嫌对独立的个体的侵占乃至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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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用各种指标，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的舞台，包括不限于亲戚、同学、好友之间。无处不在的攀比，为春节增添了不少戏码，而其背后是牢固的等级制逻辑：一定要把人分出三六九等。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其一，我们的文化依然缺乏个体意识，如孙隆基教授所言，“中国文化是由‘二人’去定义‘一人’的设计”，“个体的精神形态必须在别人的‘身’上才能完成”[4]，换言之个人只有通过集体才能被赋予意义；其二，超出家族以外的其他集体中，实际上依然有与家族同构的等级结构，类似于分形几何。
维基百科对“分形”的定义是：一个粗糙或零碎的几何形状，可以分成数个部分，且每一部分都是整体缩小后的形状，即具有自相似的性质。谁的工作更稳定（在不在体制内），是科长还是处长，是挪用官场的等级来评比。谁还未婚，谁已经有小孩，谁开始怀二胎，是用女性的生殖功能划分地位。谁月薪上万，谁买了豪车，是用金钱衡量社会阶级。每个人都被拿到某种集体之中进行比较，如果等级相同，再换到下一个集体，最终一定要有高下贵贱之分。
世间没有绝对平等，但是，一个有着局部平等的文化，最后有发展成为社会平等的空间和可能性，例如古希腊与罗马；然而倘若整个社会都不存在平等，这样的社会也就很难进入现代文明范围。如果说西方社会不平等和矛盾介于阶层之间，那么中国社会的不平等存在于所有的人际关系中，处处皆是鄙视链。无怪乎底层幻想着回到毛时代，通过革命使自己获得翻牌机会，再不济也能“均贫”，获得一丝心理上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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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五四运动的发起者们写道：“盖中国人本无生活可言，更有何社会真义可说。若干恶劣习俗，若干无灵性的人生规律，桎梏行为，宰割心性，以此造成所谓蚩蚩之氓；生活意趣，全无领略”。他们疾呼：“（我们）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所战胜之人格。”[5]
只是，他们大概没想到，百年飞逝，风风雨雨，我们的文化还是少写个“人”字。
参考资料：
1.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M].刘文飞，刘晓畅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03
2.朱大可.春节观察：感官饥饿的庆典疗法，http://zhudake.blog.sohu.com/307944979.html，（2015/2/18）
3.李劼.我们的文化个性和个性文化——论世纪现象[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15
4.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18
5.周策纵.“五四”运动史[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6：6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