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事关香港未来土地规划的、为期五个月的“土地大辩论”公众咨询期在9月26日正式结束。主导辩论的“土地供应专责小组”主席黄远辉指，土地大辩论中提出18种土地选项，仅有5项获得较多人讨论。
由过往行政主导走向愈益威权化的香港社会，各项施政都在划出愈收愈紧的“红线”，但唯独是在土地政策方面，政府却偏偏开展了为期5个月的“土地大辩论”土地供应咨询，向公众推销著一种“没有前设”、“开放讨论”及“寻求共识”的管治态度，与整体香港特区的施政调子形成强烈的反差。
这场在开启初期浩浩汤汤的大辩论，由于政府一直坚持香港土地仅仅是“患不足”的判断，在进行到中后期时便已失去了多数市民的耐心。香港民间素来认为，香港土地不患寡而患不均，政府坚持土地“供应不足”是避重就轻；而随著政府在中后期将原本置于“长远规划”的、具有争议的“填海”选项提上议程，更像给这场所谓的公开大辩论提早单方面做出了判决。
至今，整个土地咨询好像被塑造成一场有关不同土地选项的大比拚，传媒偏好报导方案内容及各种“民间”倡议，政府向公众提出了18个选项任君选择。但结论如何取决于框架如何，乏人讨论的并非是土地选项的技术可行性，而是在于咨询框架操作过程的政治性。或许比起各种棕地、填海、郊野公园的选项之外，我们更需要理解这场承诺“找寻全民共识”的土地大辩论，究竟是什么葫芦卖什么药? 我们能否透过这种全民规划咨询，让香港的土地问题辩出个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