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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楚:中日关系并未根本好转,只是出于权宜的战术回调

要从根本上更新中国对日政策,需要从基本面重构思维和话语,而重中之重则是以开放的视角重构中日关系的历史叙事。

2018年9月18日,“9·18事件”87周年纪念日,一名男子在历史博物馆纪念馆前振臂高呼。

2018年9月18日,“9·18事件”87周年纪念日,一名男子在历史博物馆纪念馆前振臂高呼。摄:STR/AFP/Getty Images

刊登于 2018-09-22

#评论#赵楚

2018年9月12日,亦即“九一八事变”纪念日之前6天,中日再度实现首脑会谈。这一充满象征意味的举动,结合近年来中日政经高层互动空前频密的事实,使人们普遍得出“中日关系正在转暖”的结论。

中日关系事关中国亚太与全球政策重要方面,而中日关系过去20多年处于相当困难境地,因此,如何看待目前中日关系的转暖,尤其是中国的有关政策走向,这些问题不仅对于前瞻中日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理解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总体政策图景,都具备基础工作意义。

爱恨交织:两代人的中日关系世纪体验

日本是亚洲率先实现近现代转型的国家,日本近现代的对华侵略既是中国遭受的最严重外敌伤害,也是造就中国近现代历史演变的一大推手。而在中国社会心理与意识层面,有两代人独特的中日关系体验不得不说:其一是甲午战争后到20世纪初的一代人,其二则是20世纪末至今的一代人。这两代人各处于世纪之交,所经历的中日关系有共同之处,即两国国力的强弱转变,以及三四十年时间内两国关系的剧烈动荡起伏。两代人的这种独特历史体验,是理解现当代中国社会对日问题基本心理和认知的关键,也有助于理解今日的中日关系并前瞻其走向。

这两代人各处于世纪之交,所经历的中日关系有共同之处,即两国国力的强弱转变,以及三四十年时间内两国关系的剧烈动荡起伏。

从孙中山、黄兴和蒋介石等政坛领袖,到章太炎、鲁迅和李大钊等文化名流,甲午战争后的留学日本潮流造就了中国近现代史上许多赫赫有名之士。这些人既经历了向日本学习,借以推动中国社会和国家向现代转型,其中大多数人又成为后来抗日运动的领导者与中坚者。撇开这代人对日个人经验的具体异同,这种亲仇冷暖跌宕起伏的感情经历是最突出特征。而出乎意料的是,中国抗战胜利70年后,这种罕见和激烈的历史体验又为新一代知识人所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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