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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台湾驻大阪办事处处长苏启诚的自杀，让此前的一起“假新闻”事件再次成为了热点。
据有关媒体报导，苏启诚的自杀很有可能与“中国大陆派专车到关西机场接人”的假新闻有关。这则假新闻声称在日本接连遭受台风、地震期间，中国政府派车去机场接送本国旅客。相形之下，很多人认为，台湾驻日本的相关机构则无所作为，让台湾旅客继续滞留异乡。这引起了很多人的愤怒，指责政府的失职。后来日方澄清，这则消息不实。但是据说，迫于舆论的压力，主事大阪办事处的公务员就自杀了。网路再一次成为了相互指责的战场，有人甚至痛斥，假新闻才是真正的凶手。
“真实已死”
这再次让所谓“后真相政治”（post-truth politics）的议题受到关注。一方面，人们有感于如今信息量之庞大，信息流通之快速，以至于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核实所有的新闻；另一方面，有人利用假新闻来制造陷阱。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明目张胆地说谎，而在戳穿谎言之前，这些谎言往往已经达到了目的，产生了真实的效果。所谓的假新闻之所以让人义愤填膺，并不在于前一方面，而恰恰在于这些捏造的新闻和真实的新闻一样，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后果，这种后果有时候是灾难性的。
之所以人们那么轻易地会相信假新闻，是因为这些新闻几乎具备了我们所谓真实的一切条件。这些条件包括“事件的开端，事件的结束，事件的过往及未来，因果关系的链条，连续性和合理性”。这些假新闻并没有以假的面貌示人，而往往像是内在于真实的一种突然发作的疾病，它们是对真实的拟仿（simulation）。揭穿假新闻面目的往往是另一条新闻，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辟谣的新闻依然是有待查证的，查证的链条在理论上来说可以是永无止境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在网路上散布的信息会经过好几轮真相的反转。
如果真相只是比拳头，那么真相就永远属于最有权力的人。这绝对是一幅悲观的图景。布希亚的解决方案更为基进，也更为决绝，它直接宣称：真实已死。
通常的解决办法有积极的，新闻一经发布立刻去查证；也有消极的，再等等看。我们已经知道，前一种方法可能是永无止境的，同样，后一种方案也可能是永无止境的。我们也许会永远等下去，永远不予置评，这在理论上也是成立的。但事实上，上述两种方案都建立在同一个前提之上，也就是对真相的确信。
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种相对主义的态度，认为问题出在唯一的真相其实不存在，一切都是诠释。比如法国学者德勒兹（Gilles Deleuze）就会说，诠释的背后是力的作用，因此我们大可把真相看作是权力争夺的对象。但是，这种观点在法国学者布希亚（Jean Baudrillard）看来是很浅薄的，因为这种观点虽然看似有道理，揭穿了权力斗争的把戏，却间接地确立了权力的不可撼动的地位。如果真相只是比拳头，那么真相就永远属于最有权力的人。这绝对是一幅悲观的图景。布希亚的解决方案更为基进，也更为决绝，它直接宣称：真实已死。
很显然，这个宣称之离经叛道，绝不下于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在十九世纪末宣称的“上帝已死”。
曾经，西方学者出于信仰争论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到了最后上帝及所有的绝对价值全部失落；如今，人们则在争论如何消除假新闻，这并不是出于信仰，而是出于一种道德。布希亚说，所有质疑真实是否已经消失的理论今天都有可能在道德上受到谴责。难道说真实已经被假新闻所吞并，我们就应该在假新闻之前缴械投降吗？
恰恰相反，在布希亚看来，杀死真实的并不是虚假，而是过量的真实。因为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假新闻最后没有被戳穿，没有一条新闻最终变成一个谜团。与看起来数量很多的假新闻相比，那些真新闻，或者说我们信以为真，仿佛在其中我们已经与真实握手达成协议的新闻，无论巨细，每天都在指数性地增加。在过量的“真实”新闻面前，我们已经变得麻木。我们习惯性地把所有的新闻都当作“真实”来接受，而新闻评论员则不断根据新闻做出种种解读，这些解读进一步透支了新闻的意义。
比如戴安娜王妃之死的新闻播出后，布希亚发现，人们不停述说这场“意外”，重播现场的照片，分析这场事故如何原本不该发生，整理出其中的因果关系和种种其他的可能性。按照这种因果链条无限回推，我们甚至可以得出，“如果大不列颠帝国不存在，戴安娜王妃就不会死”这种荒谬的结论。在这里，真实事实上早已死亡。换句话来说，真相并没有给我们提供真正摆脱困境的方案。我们固然可以澄清真相，但是假新闻仍然如同宿命一样会继续上演，并且在我们来得及做出反应之前就产生无可挽回的后果。如果诉诸真实，我们也可能会得出，“如果世界不存在，那么假新闻就不会发生”这样的终极谬论。
“悲剧的乐观主义”
评判真实性的标准已经崩溃，这是因为假新闻事件有某种不可化约进真假分明的二元评价体系的东西，这也就是所谓事件的独一性。这种独一性甚至会超出于任何权力斗争的掌控。
对于布希亚来说，面对这种反常的境况，我们需要一种反常的思考方式。“我们必须不再设定任何真相的原则，因果关系的原则，或者任何论述的规范原则。相反，我们必须同时承认事件的独一性（singularity）和事件彻底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
这个方案首先建议我们不要再迷恋于事件的真实性，这接近一种现象学的“悬置”（Epoché）态度。如同康德（Immanuel Kant）所指出的，上帝的存在与否并不给对上帝的信仰增添或减少任何重要的特性，而只可能造成理性的二律背反。我们也大可把事件的真实性放进括弧之中。很显然，对于一个事件来说，并不只有真实性这一个面向，真实性也不是事件最重要的面向。强调每个事件的真实性反而会把它们化约成可以等价交换的价值，成为权力争夺的筹码。
其实，事件并不能放进真实性这个唯一的评价体系中，没有任何共同的标准可以衡量所有事件。如同“中国大陆派车接送国民”这则假新闻，我们固然最终发现了它只是捏造出来的，但是却造成了人们对政府的怒骂，甚至有可能间接导致了一个公务员的自杀。毫无疑问，这个假新闻已经成为一个事件，其效果让人无法否认这一事件的真实性。在这一点上，评判真实性的标准已经崩溃，这是因为假新闻事件有某种不可化约进真假分明的二元评价体系的东西，这也就是所谓事件的独一性。这种独一性甚至会超出于任何权力斗争的掌控。
同时，公务员之死也是我们不曾逆料的，我们不曾想到一则假新闻有可能起到这样的效果。而且，又有媒体指出，实际上这名公务员在风灾期间可能真的没有忙于救灾，而是在接待屏东县县长。这很有可能又是一则假新闻。这正是假新闻事件所蕴含的彻底不确定性。这两点才是我们面对假新闻以及一切事件（不论真假）所需要抱持的态度。因为能够制造灾难的绝不是事件的真实性，而是事件的独一性和不确定性。
事件的真实性，只要假以时日就能查证；但是我们永远不知道事件可能会朝怎样的方向发展，而背后可能会有怎样的因素在作用，这是我们应该警惕，并且需要保持敬畏之心的。但同时，事件的不可化约的特性也避免了权力对事件的完全掌控。
权力制造的虚假的新闻和真实的恐怖都注定没有办法掌控全局，而我们永远都有办法拒绝支配。有时候这种反抗也是通过揭露真相来实现的。布希亚把这种态度称之为“悲剧的乐观主义”（tragic optimism）。
参考文献：
Baudrillard, J. (2000). The Vital Illusion (J. Witwer Ed.).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Baudrillard, J. (1994[1981]).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S. F. Glaser & A. Arbor, Trans.).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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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t, I. (1998).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P. Guyer & A. W. Wood, Tran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