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岁的中国导演徐星第一次来到台湾。短短两周，他走访了台北的四个传统市场。“有钱人的生活都一样，游艇骑马赛车高尔夫。”徐星认为成功人士的人生无聊透顶，身为搜集故事的人，他偏爱走访市井、底层人们的生活场域。在公馆水源市场，他发现摊贩使用的蒸气熨斗竟比自己的年纪还大，如获至宝似地跑去找阿姨攀谈。“你得去问问那些卖白菜和卖萝卜的人，每个人都能给你说出不一样的故事。”
今年7月底，徐星受龙应台基金会邀约，带著在至今无法在中国播放的文化大革命主题纪录片《我的文革编年史》、《罪行摘要》等作品到台北播映。要用一个词形容台北，他选说是“松弛”。是了，身为文革里幸存的人，他绷著脑神经过了一辈子。这年头的台北人无法想像，对海峡那头的一群人而言，就连松弛都是奢侈的。
在《我的文革编年史》里，徐星向公众揭开了自己的隐私。其实徐星和同龄人的童年早就在1966年那个夏天结束了。文革开始，他们在还不理解世界发生什么事的时候，便在充斥“某某的妈妈死了、某某爸爸自杀了”的环境里，度过不明所以的十来岁。
故事要从1972年说起。这一年，尼克森（尼克松）前往中国拜会了毛泽东，随后签署了上海公报；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与中华民国政府断交；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批判了林彪集团。与此同时，文革风风火火进入第7个年头，父亲被打成右派、母亲被迁往甘肃、兄姐皆被迫离京、只身在北京念中学的少年徐星，恋上了大他两届的颖韬姑娘。用现在的话来说，颖韬是少年徐星的女神。为了见女神一面，徐星天天抓著扫把，在颖韬常出没的地点没头没脑地乱扫。男女授受不亲的年代，徐星受了贺尔蒙的鼓动，盘算达到更进一步的交流，于是提起笔，给他的女神寄出了第一张情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