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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刚来瑞典时，是2015年秋天。正值叙利亚难民危机，数以万计的难民涌入瑞典，涌入欧洲。三年来，我对这个议题的热情度只增不减。我在学校选修了国际移民课，课外帮助一个国际无政府组织纪录难民们在瑞典的生活。今年四月，一个荷兰的无政府组织Movement on the Ground的创办人之一来隆德大学做讲座，我被她创办组织时的心路历程打动，决定六月去希腊帮忙。
希腊难民营由此成为了我社会实践的第一站。希腊有一个与土耳其相邻的小岛，叫做莱斯沃斯（Lesvos）。它位于爱琴海北面，欧洲和土耳其边界处。若将伊斯坦布尔和雅典连成对角线，米提里尼就在线的中点。历史上，这座小岛先后被普鲁士人、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所统治，自1462年属土耳其领地，直到1912年才正式收归希腊。而小岛收留难民的历史则始于1922年，当时土耳其的一座沿海城市Symrna发生大火，数以百计的基督教流亡进入米提里尼。有大大小小将近十个难民营，营中大都是从中东地区途径土耳其流亡到这里的难民。我在一个专收留弱者的一个叫做Kara Tepe的难民营开始了为期两周的志愿者服务。
稀缺的凉鞋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难民营的商店做导购。商品是从世界各地捐赠来的衣物，每个难民每三个月都有一定的份额挑选他们想要的衣物。每位女士可以挑选五件上衣，两条裤子，两件睡裙，两个乳罩，和四条短裤。外加两块头巾。这些看起来最为平常的物品，不仅仅为他们提供了生活的保障，挑选的过程更为他们提供了生活里为数不多的，可供自由意志驰骋的野地。我们志愿者被一再强调，耐心，耐心，再耐心。要尽量满足住户的意愿。
挑选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每户人家平均用时一个小时。女孩儿们挑挑捡捡，为了一件短袖是否适合自己而斟酌良久，为了想要没法挑出一条紧身裤而皱起眉头。凉鞋是稀缺品，几乎每个人都想要鞋子。因为大多数难民在夏天还穿着热烘烘的球鞋。我的志愿者同事事先告诉我，鞋子放在仓库里，我需要问好鞋码进去仓库为难民取两三双合适的。原因是，“当他们看到急需的某件物品就出现在面前时，便会失去理智。”
而事实上，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糕。一个12岁左右的小女孩，皮肤白白净净的，戴着细框眼镜，手一个劲儿地攒着书包。当她见她的妈妈拿到凉鞋后问我，能不能给她一双。我的同事说，现在不行，不过你一个月之后就领到新的份额。再等一个月，一个月就可以了。
希腊的夏天，气候燥热。晚上盖一床薄薄的毯子，需要将窗户完全打开才能睡得着。半夜常常有蚊子飞进来，唱着低回的和弦。清早，阳光便灿烂地不加修饰。小女孩听了我的话，抿抿嘴，本就黯淡的眼神更显一层灰暗。
我没有办法把我脚上的凉鞋换给她。第一天，我就感到挫败。
他们的面貌
在接下去的一周里，我遇到了各式各样之前从未经历的人，也听到了许多过去从未想见的故事。我在难民营餐车上遇到来自阿富汗的带有一张东方面孔的厨师。在我帮忙之后和我亲切地拥抱，再次见面时他为我描述起阿富汗的大尊活佛，语气亲切如同许久未见的老友。
我也在商店服务过一位来自伊朗的瘦弱沉默的单身妈妈。日后看她牵着小女儿的手，在夏夜的草场悠闲地散步。再见她们母女俩是在穆斯林妇女的派对上，妈妈扯下头巾，在舞池里跟着来自西方被世俗化的女性志愿者们一起翩翩起舞。
而我一而再再而三与朋友讲起一个来自叙利亚的带着两个幼子的老夫，在我等车时把手中仅有的两张硬纸板递给了我，让我在阴凉处休息。之前每每见他，他都神色凝重，穿着一套像极了监狱服的睡衣，只有在把纸板递给我时，他脸上才露出一点点舒心的笑意。
另外有一个来自伊拉克的想要去到荷兰的年轻人，在穆斯林斋戒月的最后一天向我比划他期待的生活。他说，他在这里遇见的来帮助的志愿者，大都是荷兰人，这让他觉得荷兰是一个值得安家的地方。
而我却不忍向他解释，任何一个地方都有政治左派与右派，他所见的并不就是全貌。因为我不忍打破他的梦。他后来又对我说，我是他在Kara Tepe的三年里，遇见的第一个中国女孩儿——我一样不知该如何对他讲，我没有办法代表我的国家，和那片土地上的任何一个人。
第一周志愿服务后的周日，我去莱斯沃斯小镇上的米提里尼古堡。这座古堡同闻名遐迩的帕特农神庙有一样悠久的历史，曾在拜占庭时期作为城市的要塞守卫这座千年古城。人们无法还原中世纪之前的历史，却依然坐拥着这属于全人类的物质遗产，去凭吊和追念。那么难民问题呢？有一天，这场二战以来最大的人又迁徙，也将被写入历史。一个民族的生与死，难道不属于全人类共同探讨的话题？那一周以来，我在难民营所见的人群一样，是否与眼前这座千年古堡一样，代表着全人类的某种终极关怀？
古时千万军马攻城而入，座下石缝不停震颤。而骄傲的现代人，却一次又一次为自己制造无形的利剑，直直地射入看似与自己毫不相关的另一片土地。我坐在古堡的城墙又，脚下不远便是大海。海鸥飞来，一个盘旋又向远方飞去。手机里传来儿时熟悉的周杰伦的歌声，夜的第七章，难辨的国语，从遥远的幼年时代默默走来。我这才感受到，自己有多么想回家。我感受到了自己与难民群体之间的连结。他们身体的简陋避所与我心灵共鸣的得而未得，本质上是一样的。
羞愧的20欧晚餐
在离开难民营的前一天，我所服务的无政府组织召集了所有的志愿者，包括国际志愿者和难民营居民志愿者，在海边野餐和派对。我坐在一个从叙利亚流亡而来的年轻男子身边。他告诉我，他是和他的妈妈还有姐姐来到希腊的，而希腊的国情似乎不允许他们长居在此。他不知道将来要去哪里，他很迷茫。这时候，我瞥见他的手机桌面，是一个面色严肃的中年男人，便问他是谁。他说，这是他的父亲，还留在叙利亚。他顿了一顿后继续说，我父亲已经死在了内战枪战下。他的话那么平静、悠扬，同缓缓吹来的海风一样。
我陪他继续坐着，坐在已经黑下去的夜色里。我们共同遥望对岸的土耳其，听海鸟震动翅膀。那一瞬间，我又觉得，也许我永远无法理解他的苦难。而以他人的苦难连结自身的经验，是不是只是一种试图感同身受的方式而已？我们真的能够顺着这条路一直走，走到终点，去完全理解他人吗？
半夜回家，另一个志愿者，来自荷兰的女生伊娃送我。她说，“每当出了难民营到镇上去买一顿20欧的晚餐，她就觉得羞愧不已。希腊政府给每个难民一个月的生活补助只有90欧——只有90欧。”她向我一再强调。
我的志愿者同伴们，大多来自荷兰。也有一个来自秘鲁而长居美国的姐姐，还有一个美国的老阿姨。白天在难民营忙完之后，我们都会回到自己租的镇上的公寓中（镇中心离难民营有两公里）。我们中的绝大多数都能够用上热水，享受24小时供电。我通常会在灯下，在我的日记本里回忆在难民营的经历。我坐在沙发上，写难民营的简易棚、公共卫生间的薰臭，和坐在路边无所事事的穆斯林妇女。我脑中嗡嗡作响，手中的笔，从未有过地沉重。
“很多人活了一辈子，也意识不到自己的生活特权。”我这么安慰伊娃，也安慰我自己。
顾城有首诗，这样写：
我已不会流泪 却又尝到了它的滋味 这是夜海的怜悯
其实又何必无病呻吟 你既是渔人 就应在风暴中葬身
散去吧 淡紫的烟 熄灭吧 深情的灯 别了 渔村
难民营的经历结束了，而我所遇见的故事，却远远没有写完。我在学生签证期满前一天离开希腊，回到杭州——我的家乡。飞机先是落地在上海浦东机场，眼见着航站楼的渐渐靠近，我由衷地觉得，回家真好。我想亲吻我生长的大地，亲吻爱我的父母，外公外婆和奶奶。亲吻他们给我的一切。他们让我安心，使我昏睡三天三夜。
我在梦中隐隐说着，别了，渔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