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地电影“我不是药神”日前引发诸多讨论，电影主角程勇（故事原型人物为陆勇）走私印度仿制药以挽救慢性白血病患者的故事，暴露出长久以来中国存在药价过高、民众买药难的弊病。
中国高药价的问题根本，与全球层次的医药资本化运动，以及国家层次的管理体制无法与时俱进、公立医院垄断体制等问题密切相关。在具体的实践中，“药价变高”经过了哪些环节、哪些人、哪些手？本文将从跨国药厂的资本化运动及中国内部的定价机制入手分析。
跨国药厂的“超国民待遇”
中国给予跨国药企“超国民待遇”的最特殊之处，在于即使原研药20年的专利保护期过了，跨国药企依然可以享受单独定价的优惠政策。不过，享受这个优势却需要药企在中国语境中付出制造及研发成本之外的成本，即中国特色的潜规则成本。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渐成为西方大型跨国药企一个主要的市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接轨新自由主义式的全球化，也融进了跨国药企医药资本化运动的一环。而跨国药企为掌握定价权，会透过其制度策略及政商策略的相互配合来进行权力运作。
在制度策略上，跨国药企推动“国际专利权制度”以保有其竞争优势。他们之所以会不断发明新药物，是因为一方面，他们拥有先进的技术及雄厚的资本以应对不断试错的烧钱风险；另一方面，他们推动在WTO下进行知识产权国际化，以阻止其他厂商在短时间内仿制他们辛苦研发的药品。然而，这些国际制度的设计保护跨国药企的权利，却鲜少规范他们的责任与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