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先回顾一段历史：
1991年10月10日上午9点，国庆阅兵一小时后在台北总统府前广场开始。但几百公尺外，台湾大学医学院一栋大楼前，一批全副镇暴装备的警察，重重叠叠地包围了一群静坐抗议者。人群最前头，一位几乎把脸贴在警察盾牌前坐著，须发尽白的长者，他是时年76岁的李镇源教授，世界级蛇毒研究权威学者。但他这时的身份，是“100行动联盟”的领导人。
“100”指中华民国刑法第100条；行动联盟组织的目的，是要求废除刑法第100条，概称“普通内乱罪”，当时的条文是：
“意图破坏国体、窃据国土，或以非法之方法变更国宪、颠覆政府，而著手实行者，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谋者处无期徒刑。
预备或阴谋犯前项之罪者，处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条文中的黑字是笔者所标注，也是争议的核心。因为就在不久前，国民党政府的检警调单位引用这条法律，先后逮捕、起诉了多名政治异议人士，甚至进入清华大学带走四名研究生，理由是他们在台湾组织“独立台湾会”，研读《台湾人四百年史》，一部倡议“台湾独立”者奉为经典的著作，并访谈了旅居日本的作者史明。
“100行动联盟”希望在国庆典礼现场发动抗议，突显他们的主张：条文中“著手实行”和“阴谋犯”这样的条件实在太宽泛：写篇文章讨论台湾独立的法理基础和可行性，这算“著手实行”吗？在公开演讲里倡议台湾应该通过公民投票走向独立，算“著手实行”吗？甚而，研读《台湾人四百年史》，算得上“阴谋叛乱”吗？在当时台湾检警调的标准里，这些都是成立的。
但这件事不能只看刑法，即便上述那些例子都能成立“预备叛乱”或“阴谋叛乱”，《中华民国宪法》中明文规定的“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自由，又岂能在这里大开倒车？
“100行动联盟”于1991年5月成立，当时的台湾已经解除戒严，威权统治接近尾声。因而推动一年之后，立法院就通过刑法100条的修正案，虽然没达到“完全废除”的要求，但原本的“著手实行”修改成“强暴或胁迫著手实行”，“预备或阴谋犯”也改成“预备犯”。也就是规定必须以“强暴胁迫”手段才成立罪行；法律构成要件太宽泛的“ 阴谋犯”也同时取消。
用这一段历史检视日前香港政府引用《社团条例》禁制“香港民族党”活动所引发的纷争，可以发现关键问题之一，就在于香港现行法规里，对政治主张的“讨论”、“倡议”、“行动”以及“行动的手段”之间的分野与情境的界定太模糊。模糊的后果，就是政府拥有过于宽松的解释空间。如果政府使用权力能够自我克制，或许还能相安无事。但如果握有权者刻意“寻衅滋事”，对人民权利的伤害，轻易就能去到一个没有底线的境地。
“香港独立”是公共议题，当然应该自由讨论。一位立法会议员曾说：香港当然有讨论港独的自由，但应该将这“自由”用于阐发“港独不可行”。这说法值得商榷，既然是自由讨论，法理上成立、不成立的观点；实务上可能、不可能的因素，都可以一并列举出来，公开接受评价。如果“自由”只能用于阐述特定观点，那怎么称作“自由”？
再者，自由讨论“港独”，不等于“认同港独”；而倡议港独，是否可以定义为“行动”？就语义学而言，是有灰色地带。但倡议，既可能是“港独行动”，更是言论自由的实践。而言论自由，是同时载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里的人民权利。比起《社团条例》，哪部法律位阶更高，应该优先遵守？应该不是太难回答的问题。
在当今的世界上，要求哪一个国家或地区把“内乱”、“叛乱”之类的罪名完全废弃，这并不现实。但一个控制政治权力的普遍原则是：但凡在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交界的灰色地带，政府权力应该尽可能退出。如果政府权力要留在灰色地带，就应该通过更开放、周延的立法程序，给予任何“罪行”更严谨的定义和构成要件。
在雨伞运动结束之后，从立法会议员遭DQ、候选人资格被剥夺、民主派政治献金事件，再到这次“香港民族党”风波，连串的事实突显了香港需要一部《政党法》，一部针对政治人物、政党活动订定的专属法律。更重要的是在立法过程中，重新针对“言论”、“倡议”、“行动”和“行动手段”之类的问题，开启一次严肃的讨论，做出严谨且搆得上普世价值的界定。
毕竟，把一个规范政党的法律条文，搭建在原本拿来取缔黑帮的一部法律上，还真是不伦不类的黑色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