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的六四纪念晚会，香港维园聚集超过18万人，滕彪当时还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教授，也是执业律师。他不顾先前国保的警告，现身维多利亚公园发表演说。台上一句“退无可退”，说的是香港，也预告了自己日后的人生——只是那时的他还不知道，自己和妻女即将流亡。
六四事件发生那时，14岁的滕彪就读于桦甸四中。桦甸，吉林省里的穷乡僻壤，世代务农的滕家，又是桦甸最穷的人家。埋首书堆的滕彪，隐约听说长春、大连那儿都有游行，但那全都不关他的事——考大学是人生唯一大事、也是脱贫的唯一方法。
一年后，他考上北京大学，受六四事件影响，中共中央规定1989至于1992入学的所有北大、复旦新生要接受一整年军训、加强政治教育。他一边念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练习踢正步，一边接触到了思想活跃的同学，偷偷接过一本又一本关于六四真相的书。对世界的看法，于焉改观。
2003年起滕彪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也在北京的律师事务所执业，开始逐步介入维权案件。2003年，一名青年孙志刚在广州收容站被收容所员工毒打致死，滕彪、许志永、俞江等律师联名致书全国人大常委，要求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这部法律最后被政府宣告废止，这场史称“三博士上书”的行动，堪称中国“司法维权”的时代结结实实的一座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