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美国青春片《伯德小姐》（Lady Bird，港译《不得鸟小姐》）在欧洲上映，意大利北部的小镇姑娘露易莎（Luisa De Quattro）第一时间就被广告吸引，买票入场。与伯德小姐一样，露易莎也是19岁，也来自工薪家庭，在学开车，即将高中毕业。与伯德小姐一样，露易莎也卯足力气，想离开生养自己的小镇，去一个“更有文化”的城市。
如果说二者有什么不同，那也许是露易莎想要走得更远，加州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的伯德小姐，向往东边的纽约；露易莎憧憬的，却不是意大利境内的繁华都市，比如罗马或米兰，她心心念念要去的是德国柏林。虽然每个国家每一代的年轻人都曾渴望远行，但在今天的意大利，一位年轻女孩渴望离开自己的国家，却不仅仅出于青春和浪漫，还被一个更为具体的社会背景决定——意大利愈发严峻的“人才流失”（brain drain）问题。
29岁的克劳迪奥（Claudio Bergamin）与露易莎是同乡，也来自这个名为威尼托自由堡（Castelfranco Veneto）的小镇。与露易莎不同的是，他去纽约后又返回了家乡。同属“千禧世代”但相隔十岁，两人走在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上——露易莎准备离开祖国、去欧盟富裕成员国寻找机会，克劳迪奥则在与世无争的老家找到了不错的工作，尽力维系现状。
然而，无论是选择离开还是回流，两人都因同样的心理做出关键抉择，那便是萦绕在这一代意大利年轻人头上的无望：“我们不会比上一辈，那些把青春挥洒在70、80年代的上一辈，过得更好了。”对中国同龄人而言，这种无法超越上一代的焦虑可能有些陌生，但在今天的西欧社会却很容易激起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