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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冯客（Frank Dikotter）曾论述过帝制中国存在的“种族主义”倾向，认为通过华夷之辨，汉人能够体现中国在文化优越主义之外的种族优越感，且这种种族优越感持续至今。如今，冯客这一论述成为了现实。2018年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春节联欢晚会（春晚）中，小品《同喜同乐》被指有种族主义倾向，对非洲人充满偏见和刻板印象。
种族主义或许只是近年来春晚暴露出的一个切面，男权至上、地域歧视与种族主义一起，构筑了近年来春晚语言类节目的一整套歧视性话语。这种歧视性话语体系有着自己的历史根源——帝制中国“朝贡体系”（Tribute System）的想像、以普通话为唯一语言的官话帝国的建构，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历史叙事。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日益强势，这些曾经在“韬光养晦”政策下潜伏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重新大行其道。
中共一向严格控制春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这些歧视性话语年复一年在春晚出现，体现官方的认可。在话语操弄与意识形态宣传下，这些话语与它们的历史根源，共同构筑出带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新帝国主义（Neo-Imperialism）话语霸权，并试图以此增强其对世界的经济与文化影响。
“朝贡体系”的想像与帝国认同
在春晚小品《同喜同乐》中，最为突出的话语便是中国与非洲交流与互动过程中体现的“不平等”。此种不平等最主要的元素，在于中国将自己塑造成中非关系中的“施恩者”，而非洲则成为了“受恩者”。这样的角色定位与帝制中国时代的“朝贡体系”如出一辙——在帝制中国与其朝贡者的互动中，“天朝上国”经常以经济与文化上的“施恩者”自居。
尽管“天朝”与“天子”的传统型权威在近代社会秩序下遭到祛魅与解构，然而现代中国却从未放弃对“朝贡体系”以及背后的“天朝上国”理念的想像。无论是民国时代对越南、韩国等周边国家民族革命的赞助与支持，还是共产党建政初期在积贫积弱的状况下，对阿尔巴尼亚和非洲国家的倾囊相助，虽有“同志情谊”的冠冕堂皇，背后仍逃不出“朝贡体系”想像的作祟。
中共对外开放初期国力孱弱，在外交与国际关系上往往示弱。邓小平更将“韬光养晦”作为“遗训”，要求其继任者们不得在外交场合中过于强势。然而，“韬晦”并非意味着对中华帝国观念的遗忘。在“韬晦”的同时，统治者仍不忘在国内宣扬“大国崛起”与“民族复兴”，“天朝”的想像仍然处于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位置。而当国力蓄势成熟，“帝国”心态便顺势取代了“韬光养晦”，主导了中国自2010年代以来的外交路线。
近年来，中国政府强调外交路线由“外交为国”，向“外交为民”转变，然而所谓的“外交为民”，实应被解读为“外交为国”的一种深化和继续。过去的“外交为国”是在“韬晦”政策指导下，以忍让、谦和的姿态，换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而今天的“外交为民”，中国看似是在诸如撤侨等突发事件上更加有为，事实上却是在世界领域内军事、政治与文化扩张的试探。而这种试探即是为重建“朝贡体系”所做的准备。
与此同时，新时代的“中华帝国”的“藩属”，已然不能是那些在经济与文化实力上都可与之匹敌的周边国家，中国于是将经济与文化输出的方向锁定在现代化较不明朗的非洲，并通过资本主义这一相较朝贡贸易更为高效的手段，迅速地控制非洲多国的基础产业，建立了非洲对中国的经济依赖。
尽管资本主义绝不是一种单向的利益输出，中国对非洲的投资与建设亦收获了大量的回报。但在官方的话语中，投资与经济控制成为了“施恩”，而资本主义的侵略性与逐利性却在“朝贡体系”的话语操弄中消失无踪。在官方话语中，中非经济交往更像是上世纪50年代一样的无偿援助，而中国通过市场行为在非洲获得的大量利益则被曲解为非洲对中国的“报恩”。这种施—受—报的叙事模式，自然是不平等的，也并非中非交往的应有形态，它却在官方的话语体系中成为了常态，而非洲则成为了中国政府构建“朝贡”与“天朝”体系想像与帝国认同的话语霸权的牺牲品。
需要强调的是，施受关系的朝贡体系话语建构，不仅仅是面对非洲。中国对港、台的话语叙述中，施—受—报的叙事亦被大量运用。以香港为例，在官方的宣传中，中国一直是香港基础资源能源的“提供者”，并不断强调中国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中对香港的“帮助”，渲染香港应该对中央“感恩”和“报恩”的语境，并借此突出香港在民主问题上的抗争是一种“忘恩负义”的体现。
在小品《同喜同乐》中，很容易就能捕捉到这种“天朝”与“藩属”的“朝贡关系”的表达——由中方投资的“蒙内铁路”开通，黑人女儿急于去中国留学，而由中国人假扮的黑人妈妈则对中国“感恩戴德”，不仅对给女儿找一个“中国女婿”有着病态般的向往，还在最后表出了如同“山呼万岁”般的“我爱中国”的“忠心”。中国与非洲施与受的不平等叙事，在这部小品中暴露无遗。
官话帝国的建构
如果说“朝贡体系”话语想像更多是针对对外关系，那么官话帝国则更多是一种向内的话语。
国家的政治建构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产物。早在民国肇建，“五族共和”之时，对“中华民族”政治建构的概念讨论就已经如火如荼。而在当今中国，政治建构的其中一面，则体现在通过语言而构筑的“政治认同”之上。为了强化这种政治认同，中共力图将汉语区非官话系统的方言污名化，除了在基础教育上将“普通话”列为汉语区教学与考试的唯一语言外，更通过“方言”构筑“鄙视链”，形成基于方言的地域歧视。在春晚上，近几年大量基于“方言歧视”的的语言类节目层出不穷，则能够很好的反映这一点。
语言是政治的工具，亦是政治的主体。可以说，共同语言的边界即是政治认同与权力的边界。对于汉人聚居的中国南方社会而言，“官话”或“普通话”并不是这里的通用语。尽管在推普运动之下，新生代的南方人多会熟练使用普通话，然而在语言认同上，南方社会对本土语言的认同仍然高于对普通话的认同，特别是粤语、客家语、闽语等独立性较强，且在海外华人社会通行的语言来说，对普通话的疏离感会更加强烈。
语言认同的疏离自然不利于威权体制下政治认同的建立，在帝国时代，语言与政治的困境同样存在。清代雍正、乾隆年间，广东推行“正音运动”，力图将通行于北方社会的官话强推至南方，使官话成为中国本部地区唯一的通用语。“正音运动”在南方推行并不成功，虽然广东官绅学会了使用官话，但在日常交际中仍然以本土的粤语与客家话为主。语言认同在南方社会建构的失败与清廷的败亡有著密切关系，从洪秀全到孙中山，大清帝国的“掘墓人”往往诞生于粤语与客语通行的岭南地区。
官方的“推普运动”尽管能使南方社会在整体上掌握作为一种语言技能的“普通话”，却难以对这种语言根植出“认同”。因此，对地方语言的污名化与歧视，便成了构筑唯一通用语的重要手段。在春晚中，几乎每年都有一个语言类节目，操着夸张的福建和广东口音的普通话，并以此作为“笑点”和“包袱”。这暗含着官话对非官话系统具有“优越性”的叙事，构成了在语言使用上的不平等，带有基于语言的地域歧视意涵。
这种语言优越的表现，反映的是其背后的政治构建——一个统一、单纯的官话帝国，这个官话帝国服务于南方社会对政权的语言与政治认同，服务于针对港台的统战需要，亦服务于对外的文化扩张——在小品《同喜同乐》中，所有的非洲人都必须视普通话为通行语言，而不会使用普通话的“非洲大妈”，也必须用一个“中国人”代替，建构出普通话作为非洲通用语言的假象。
语言优越的话语背后，更为深刻的地域和种族歧视问题亦能得到揭示——以华北为核心，以官话为标准的本位主义或是当下中国官方建构地域差异与区分种族优劣的意识形态系统。在这一意识形态之下，唯有满足“北方的”、“父权的”、“官话的”三个标准，才是官方所认可的“模范中国人”，除此之外，在地域、语言、观念、种族上不符合上述标准的，都处于歧视链的下端。
在小品《同喜同乐》中，最为令人发指的种族主义言论在于“非洲大妈”与“中国大舅哥”之间关于“大白胖小子”和“大黑胖小子”之间的争论。“白”与“黑”之间的二元对立，让人不禁联想起最为原教旨的种族主义理论——白是优秀的、先进的、现代的，而黑是不良的、落后的、原始的。这种符号化的论述，即是官方通行的“华北-官话本位主义”的最好的表现。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历史叙事
在中国官方的历史叙事中，社会达尔文主义从来没有消失。中国在近代历史的“国耻教育”过程中，不断地灌输一种“落后就要挨打”、“弱国无外交”的观念，以此来渲染中国近代历史的“屈辱”以及中共建政之后中国的“强盛”与“光荣”。
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最初接触的社会理论，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史中占有不可估量的地位。梁启超在《新史学》一文中，就曾经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论述，强调历史学家应该强调我族如何强于他族，以至于我族如何战胜、超越他族的历史。应该说，自梁启超时代以来，这一类论述对于中国的政治和思想界的影响从未消失。无论是“民族复兴”还是“大国崛起”，中国近年来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中，都带有“我强而彼弱”的色彩。
然而，中国或中华民族之崛起似乎从未计较过他国或其他民族的存亡。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指导下，“弱小民族”被“强大民族”渗透、侵略、占领是理所当然。
这样看来，小品《同喜同乐》很大程度上不过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话语的再现——中国援建铁路的先进，对应着非洲原始歌舞的落后，因此非洲的“媚华”不过是落后欣慕先进的一种自然状态。而中国，或小品当中的中国人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非洲人的“保护者”，对非洲的视角也自然转变为强者对弱者的俯视，并借此塑造出文化不平等的话语叙述。
帝国主义与种族主义从未消失
帝制虽已远离中国百年，成为历史陈迹；然而围绕帝制中国的帝国主义与种族主义思想，却从未在中国的官方话语中消失。对大帝国朝贡体系的想像，官话帝国与模范国人的构建，乃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历史价值观，都可以用帝国主义与种族主义的逻辑加以解释。这种帝国想像，很大程度上亦是造成中国日益激增的社会与文化矛盾，与民主日趋恶劣的政治现实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