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香港近日频传虐儿事件，其中最轰动的一宗发生在屯门，8岁及5岁的兄妹被虐，妹妹不幸身亡，哥哥受伤及营养不良。警方将案件列作谋杀处理，二人的生父继母涉嫌谋杀被捕，外婆亦涉嫌虐儿被捕。特首林郑月娥其后在答问会上表示，政府将会马上研究完善机制，保护孩子免受伤害。
笔者一直关注儿童及青少年的成长，并早在去年11月27日写下有关检讨小学辅导服务制度的文章，踏入2018年，不是小学内的欺凌事件再次上报，而是我们香港人集体忽视一群活在危机中的小孩子，学生在学校天天生活，辅导服务制度做得好，可以避免很多惨剧，然而，香港政府要等多久才肯正视这问题？
妹妹的死是救活了哥哥，而哥哥如何活下去，制度又有何改变？
当大家正在检讨屯门父母虐儿案中，学校社工与社署社工所扮演的角色之际，笔者想的是，这位哥哥，在过去有妹妹与他一起挨打挨肚饿，现在妹妹已死，可以说是救了他一命，但日后他的心灵又如何存活呢？记得我在一所日间学校做社工的时候，收到一个学生向我通报，妹妹因为激怒父亲，当日晚上父亲必定会“炮制”（打）她，我随即致电妹妹的小学说明情况，结果，哥哥、我与妹妹学校的社工阻止了一次悲剧的发生。
此刻，笔者只能相信，社会福利署会为今次虐儿案的哥哥的心灵健康作打算，为他的三餐一宿作安排，但这个社会的制度却仍然没有改变，悲剧不是在银幕，而是正在你我他的身边发生。
我们都是疏忽照顾儿童者
我们常说，如果“学生有问题就一定是家庭也出现问题”，屯门虐儿案中，老师发现被虐男童有异样而转介给学校社工寻求支援，以为已经张开了“第一度安全网”，却是徒然。问题出在何处？其中一个答案是，香港政府一直愿意投放大量资源在小学，却不愿意在小学推行能照顾好学生的辅导服务制度，就算教育界及社福界多年来共同争取社工常规化，但政府仍一直拖延漠视学生的需要。
临床经验证明，有学生早于小二、小三时已有自杀倾向，或因为压力而扯自己的头发、眼眉毛，以及咬指甲。根据浸信会爱群社会服务处2017年11月发布的调查结果，13.2%受访学童受抑郁情绪困扰，有9.7%更呈严重抑郁征状需要临床水平。导致学生有这个困境的首要因素是“功课太多”（24.8%），其次是“升中选择及适应”（20.5%）及“学业成绩未如理想”（20.2%）。以一所18班的学校大概有500多人计，近70个学生有情绪困扰问题，当中50人须接受专业辅导及治疗，基本上每一个年级都有情绪严重困扰的学生。然而，政府推行的“全方位学生辅导服务”却建立了一套没有专业主导的辅导服务制度。
没有专业辅导的小学辅导服务
本来一个小学驻校社工可以成为学生的“第二度安全网”，为教师及家长提供专业意见。小学驻校社工本该是陪伴学生一起面对喜怒哀乐最适合人选，在与他们不断接触的过程中，可以及早识别学生的问题，成为他们诉心事、分享各种事情的成年人。既然老师能辨识8岁男童有异常，相信驻校社工再进一步了解，有可能及早发现情况并能救活妹妹一命，当然我们不可以再以“可能”去估计过去的事情，只能按现实推论。小学的辅导服务设计没有专业社工支援，而且以训辅合一作为理念，是顾此失彼的政策。
在香港学校推行的全方位学生辅导服务，要求全体人员进行“广泛辅导”即人人都是辅导员，并训导及辅导合二为一，称为“训辅组”，此制度运作14年，已证明是欠缺了一个常规驻校社工，既无法做到“临床专业个案辅导”，也未能管理好个案，更难以做到及早识别、及早介入。对于6至12岁、道德观仍在发展的学生，训导及辅导合二为一这个概念未免艰深了，试想一个小一学生如何理解，同时饰演“忠”、“奸”角色、又是教师的训辅主任？制度本身的缺憾已成为学生辅导的障碍。
学生辅导人员是杂工
我们一直以为小学有社工，然而，大部分小学只设学生辅导人员（student guidance personnel），而不是常规的驻校社工，更不一定是社工。政府2003年推行“全方位学生辅导服务”时，曾与办学团体表明，“学生辅导人员”不能以“驻校社工”的头衔印于名片上；学生辅导人员需要担任行政管理者、设计课程的教育者、所有与学校相关人员的支援者，最后才是辅导者，工作之繁杂，连吃饭都无时间，跟学生接触的时间更加有限，所以学生不一定能向学生辅导人员讲出真心话。参考香港社会工作者总工会于2016年对学生辅导人员的访问调查，当中有33%一星期需工作60小时以上，41%工作51至59小时，只有26%工作50小时以下。这些数字正正反映小学在辅导服务方面工作量沉重，而当一个辅导人员都“自身难保”，如何承担学生、家长、教师对他们的依附与期望？更遑论是及早识别和介入学生问题。
不务正业才能照顾好学生
政策设计并没有预留空间进行专业辅导工作，“辅导”被理解为guidance“引导”而非counselling“辅导”，虽然两者并非互相排斥，但一定不相同。每当有学生面对困扰，“引导”未必能协助他们疏解困扰，更不可能处理有严重抑郁征状的学生，他们需要的“辅导”，可能是个案辅导或小组辅导，如果有常规驻校社工在学校，就可以协调与学生相关的所有持分者，例如家长、教师、或其他专业人士（如学生的医生、或心理学家）。屯门虐儿案的一个重要争议，是个案否已转介到社署，而非只作咨询，这也不一定是关键。假如一个有经验的社工从中协调，除了把个案转介去社署之外，也可以亲自联络家长了解实况，如发现难以联络，或家长有难言之忍等，也可以作出进一步了解，此外，又可以以事态严重性说服校方报警。所以重点是，作为学生辅导人员的第二度安全网，有没有经验辨识学生正在身处危机，有没有能力了解怀疑虐待儿童的情况。
责任与待遇不成正比
由于学生辅导人员并不是专业职位，而且不在常规编制内，所以薪酬偏低，要聘用有经验的学生辅导人员有巨大困难。笔者在2013年以持有两个相关的硕士学位及注册社工的身份，在一所小学担任学生辅导人员，月薪是18000港元（当时刚从副学位毕业的注册社工月薪为$17485）。如小学不选择自聘学生辅导人员，就是以价低者得的公开招标的形式向社会服务机构购买社工服务，能录用的社工大多是刚入职的同工。为何如此？
去年10月23日，笔者参与了面见教育局长杨润雄的会议，他表示政策原先（2003年）设计是把学生转介到校外专业辅导的，意即不需要一个具专业知识的社工在学校内作支援，更加不需要一个有能力管理个案的社工。一直以来，学校内出现欺凌问题、学童自杀问题，事实已证明，一所学校有数以百计/千计的学生，一个学生就是一个家庭，可能发生的困难或疑难之种类是难以预测的，驻校社工正正是重要的把关者，需要以其经验及专业知识先作第一步的检视，再作出建议、转介或各种相应的行动。现在接二连三的看到活在家庭暴力中的学生需要我们这班成人的拯救，谁可以漠视？没有人可以剥削学生受保护的权利，带头令香港人疏忽照顾学生的，是政府。
滋生被遗弃的失落感
教育局为解决学生自杀问题，曾向中小学拨款20万推行“好心情@学校”计划，以提升学生抗逆力，这种一次性措施并没有对症下药，学生的心灵健康需要健康成人的培育。
然而，除了常规化驻校社工的缺席外，小学辅导服务亦面对人手的不足及严重流失的问题，香港社会工作者总工会分别在2013及2015进行的调查，反映过高的流失率（17%~37%）造成辅导质素的下降。究其原因，是因为小学全方位辅导服务每年或最多三年便要重新投标，这制度令学校与社福机构和其辅导人员没有稳健的合作基础，更令学生辅导人员难以与学生建立长远而互相信任的关系。更可怕的是，当孩子面对辅导人员不断转变，本来以为有一个能依附信靠的大人在学校，却在新一学年不见了，他们难以理解这是制度问题，却会产生一种“唔要我地”、“又唔理我地”般被大人遗弃的失落感。
要培育下一代，让他们有快乐的成长，当然不只是改善上述的学校辅导服务制度。每当发现学生遇害这些令人心碎的事情时，社会大众不其然会想到教师与社工，往往追究是否因为他们没有做好本份，导致惨剧发生。笔者作为多年小学教师及社工，每当知道这种事情都悲恸得不能，更作为自己工作上的警惕，然而，教育当局一日不改善当下的制度问题，在大制度下的一个又一个小人物，再努力都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