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已经连续进行16年的全球新闻界盛会、全球深度报导大会本届到了南非，主题正是聚焦调查报导。会议由全球深度报导网（Global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Network）与南非金山大学合办，来自130个国家的1200多名调查记者、媒体人齐聚约翰内斯堡，分享在各自地区和国家调查报导的新尝试。端传媒收集了7个案例，一窥调查报导的新可能。
全球化时代，调查报导走出国境
俄罗斯独立媒体《新报》（Novaya Gazeta），曾是俄罗斯境内参与“巴拿马文件”合作调查的少数媒体之一。新报调查记者 Roman Anin 主攻腐败、金融犯罪调查，他指出，“商业犯罪一定是跨国的”，政商权贵从俄罗斯盗走的钱，会通过英国、塞浦路斯（台译：赛普勒斯）等第三国公司，运往国外。他因此强调，若要追踪线索，调查报导必须跨越国境。在跨越国境之后，可以寻求 ICIJ 这样的国际组织帮助联络在地记者，或查询囊括全球信息的数据库，对完成调查常常至关重要。
另一个让Anin坚持跨国调查的原因是，影响力。他说，在俄罗斯，除非是曝光总统犯下像杀害婴儿这样恶劣的罪行，否则调查报导很难在社会中引起反响。相反，人们会把记者当成叛国者，而被报导曝光的权贵却毫发无损。2012年， Anin 与国际 NGO“组织犯罪与贪腐举报计划（OCCRP）”跨国合作，曝光了权贵将大量俄罗斯资产通过银行及注册在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地的空壳公司转移、洗钱的非法行为，这个报导最终在欧洲促成5宗针对金融犯罪的起诉。Anin 由此第一次发觉，让报导走向国际，影响力会改变结果。
自巴拿马文件的泄密、全球记者合作解码之后，调查报导的跨国合作近年愈发多见，在亚洲媒体，也有不少案例。《Newstapa》创立于2012年，是一家专注调查报导的韩国网络媒体，其主编 Yongjin Kim 向端传媒透露，他们与德国、印尼、日本，以及 OCCRP 都进行过合作。
台湾非牟利网络媒体《报导者》与印尼调查媒体《Tempo Magazine》合作报导的《血泪渔场》跨国调查，则获得“2017年度卓越新闻奖”中文媒体组别的“卓越调查报导奖”。
南非记者 Kimon de Greef 与端传媒合作报导了《你餐桌上的南非鲍鱼，背后竟是一场毒品、生态与渔业的战争 》、《疯狂的驴皮：342亿的中国阿胶市场，要杀多少非洲驴？》。 以中非之间的故事为例，Kimon 这样解释他与端传媒的合作：“中国人大多不愿意对外国媒体说什么。非洲媒体、中国媒体对中国在非洲活动的报导相差很大，这种差异让中国人更不愿意发表意见，这只会让调查报导愈发难做。”跨国合作后，Kimon 的报导有所突破，“中国记者能找到我不可能找到的故事，反过来也一样。”
Kimon 不是唯一一个想与中国媒体合作的非洲记者。随著中非经贸与外交的关系逐渐深入，越来越多非洲记者明白，自己土地上发生的故事，有一些源头在中国；但中国的记者，意识到这一点的并不多。专注报导非洲环境问题的非牟利新闻调查中心 Oxpeckers 翻译并刊登了 Kimon 与端合作的鲍鱼贸易报导，其负责人 Fiona Macleod 对端传媒表示，“真正的合作是记者与记者间的合作，而不是你来当地，找一个fixer；拿了一堆内容回去，再无交流，” Fiona 继续说道，“我知道管理和编辑都很难。但这样才会对新闻业有帮助。”
时空限制突破后，解码数据才是关键
随著调查故事的链条突破时间、地域限制，原始数据越多，从海量数据中快速挖掘新闻，就成为调查记者必须掌握的技能。
长于数据新闻的资深调查记者 Justin Arenstein 是 African Eye News Service、Code for Africa、Hack and Hackers in Africa、非洲调查报导联盟（The African Network of Centers for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ANCIR)）等非牟利机构的联合创始人。他的团队已与49个国家的上百家媒体合作，扶持了40多家非洲创业媒体及企业，希望在非洲营造一个健康的数据新闻生态。
Arenstein 团队所做的最重要一点，就是打通数据库的地域及类别限制。2010年，肯尼亚的假冒医生、医药乱开价现象非常严重。Arenstein 第一步为肯尼亚政府提供免费技术服务，将医生注册资料、医药价格资料转化成可搜索、可处理的数据，他的唯一要求是获得政府独家授权，拿到读取这些数据的接口 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然后，便将数据授权给自己扶持的非牟利新闻机构，例如 Oxpeckers ，由他们深入挖掘横跨不同领域的数据库，独立报导。
Arenstein 团队的另一点成功之处是，他们很早就确定了商业模式：在把得到的数据开放给调查记者的同时，他们也会将数据授权给自己孵化的商业创业公司。以肯尼亚医疗数据为例，Arenstein 团队开发出一款供用户查看医生资格和医药官方定价的产品 Dodgy Doctor。待商业公司销售 Dodgy Doctor 而盈利， Arenstein 就售出自己持有的商业公司股份，用赚到的钱支持下一个非牟利新闻机构。
目前， Arenstein 的团队有25名全职开发人员，拿着比肩 Google 的高薪。他们不参与具体产品的开发，主要为媒体、商业公司提供战略与技术支持。
一个人、一台无人机，也可以做调查
实体产品的不断革新，也为调查报导带来许多可能性。菲律宾 GMA Network 制片人 Raffy Tima ，热爱驾驶无人机，“我能在看不见飞机的情况下，飞2公里远，这是其他同行很难做到的。”2017年，Tima 用无人机搜集、检索线索，完成原本不可能做到的战地调查报导。
菲律宾军方在今年5月份“夺回马拉维”的军事行动中，禁止记者前往战区。一次，军方发言人声称已抵达马拉维的一个区，成功完成军事部署，士兵已攻入大厦。但 Tima 在操作无人机飞入战区所获得的视频中，偶然发现该区域没有任何士兵出现。Tima 问军方发言人为什么军队没有如他所称进入该区域。发言人吃惊地回问“你怎么知道的”，之后不得不澄清事实。
10月战役结束，军队不想让民众看到被夷为平地的马拉维现状，但 Tima 认为，民众有权利看到自己的家变成何样。他操作无人机飞到城市上空，拍下视频，观众看到后非常感动，不停跟他说：“谢谢你，让我们看到自己的家”。
Tima 所在的电视台也有无人机，但他几乎不用。他对端传媒记者说，“电视台也会用我拍的影片，但只要你的飞机坠毁、或者惹麻烦了，电视台会甩手说和自己无关。”
养活调查报导？多元化利润来源
突尼斯（台译：突尼西亚）的网络杂志 Inkyfada，意指“墨水的革命”，是一家尝试用前沿技术更新新闻呈现形式的新媒体。Inkyfada 的主编 Monia Ben Hamadi 透露，杂志的资金 70% 来自自家服务，30% 来自基金会。
Inkyfada 现在有12名员工，其中有7名记者、3名开发者、2名设计师，他们的付费服务包括：
- 为企业提供技术解决方案
- 收费的记者培训、技术培训
- 与学校合作，开设课程
- 在市场上销售自制的新闻内容，比如将独家调查影片、音频等卖给电视台
多元化利润来源，让 Inkyfada 在艰难的媒体环境下，成功存活了3年。“我们有信心凭自家服务养活我们的调查报导”，同时，Monia 也对端传媒坦承自己作为主编遇到的困难，“我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不能专注在一件事情上。现在每天必须同时处理好几件事情，做培训的时候要兼顾内容，做内容的时候要留意管理。”
什么样的基金会，会愿意出资支持调查报导？又去哪里找到这些基金会？
英国非牟利机构调查新闻局（The Bureau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在会议上分享了一项面向英国938名意见领袖的调研，其中一题问道，“你觉得以下活动对改变公共政策、立法有多少影响力？”调查报导位列所有答案的第一名。81%的意见领袖认为，揭露违法违规行为的调查报导有很实际的影响力，远超过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和抗议示威。来自 Omidyar Network 基金会的 Nishant Lalwani 也对端传媒说，“作为一个基金会，我们最希望与有影响力的新闻媒体合作。”
比起资本回报，基金会更看重新闻的影响力。调查新闻局的总编辑 Rachel Oldroyd 甚至建议，应该在新闻编辑室设立专门的岗位，管理、执行、评估新闻影响力。Lalwani 表示认同，建议媒体效仿 NGO，安排专人负责对外联络、与基金会一起评估媒体影响力，“新闻媒体里，我还没见到这样的人。”
在会议接近尾声时，一名蒙古记者问某基金会的代表：支持调查报导的资金大多来自欧美的基金会，但这些基金会，对于蒙古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与给予发达国家的支持之间存在明显差距，是否可以平衡？在小规模会谈中，基金会代表最终坦白：捐钱的人当然有个人考量，或是想让自己国家更好，或是想支持本地发展，或是其他目的。这些目的，和调查报导的目的不尽相同。因此，他这样总结：发展本地调查报导，最终还是要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