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蒙太奇——劳工运动史的另一种写法
这是一部别致的书，关于世界各地工人运动的历史。比起以往同类题材的书，它更像一部结构奇特的小说，又像一部多线轴的电影。
《劳工的全球化》
作者：保罗·梅森（Paul Mason）
译：政见 CNPolitics 众包翻译组
这一节是“2008年，中国深圳”，下一节跳转到“1819年，曼彻斯特”；这一节是“2005年，印度瓦拉纳西”，下一节是“1830年，法国里昂”。类似这样的大幅度跨接贯穿始终，形成了时间与空间的蒙太奇式结构。而发生于相距一二百年、地跨不同大洲的这些事件之所以被作者剪接在一起，或者是因为今昔相似的运动形式、抗争经验，例如本世纪发生在阿根廷的工厂占领运动和它的前驱——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在意大利、法国、美国的占领运动（第九章）；或者是因为工人运动所面临的相似困境，例如第六章《弟兄之战：德国工人如何试图停止战争》，将2006年玻利瓦尔的锡矿工人运动中不同派别的分歧，同一战前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派别之争作连接；或者仅仅是因为一句为古往今来的抗争所共通的警句，一种相似的体验，例如第一章，用雪莱那句“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连接起了2008年深圳的维权女工与1819年曼彻斯特起义的纺织工人。
这种看似随意的跳接，又始终有一条隐伏的历史之线贯穿着，初看似乎不明就里，待看过几章再回顾比较，这种大幅跳跃的蒙太奇便自然显出了意义——不妨称之为“历史蒙太奇”。其所以成立，可以从英文书名（“打工苟活还是以死抗争”）得到依据。
正是从19世纪以来，不同时代、地域、种族的工人运动史分享着同一个主题：抗争，分享过相近的理念，采取过相同的形式，面对过相似的对手和困境，有过相通的体验，因而，一个跨越地域、种族、国别、性别之界的共同名义浮出了历史地表：工人阶级。
以共通的抗争经验，或以阶级之名，劳工运动的历史蒙太奇得以成立，得以产生意义。
具体到劳工运动史上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作者也往往采用倒叙写法，追根溯源，一个场景到另一个场景，直到事件肇因之始，风起萍末之处。这种大回溯中的小回溯，又落到具体的事件当事人身上，采取他们的视角将事件本末多线索地呈现出来，好比一组组跟拍镜头。例如，在讲述1819年曼彻斯特彼得卢惨案时，镜头空降到事件当时的某一场景，对准了一位当事者：
8月16日，星期一，早晨8点。工厂一片寂静，织布作坊里的织布机并未开动。对来自曼彻斯特郊区米德尔顿的织布工萨缪尔·班福德而言，最关键的就是……（10页，引文所标注页码均为译稿页码）
事件，地点，人物，场景感非常清晰。随后引述这位织布工的个人回忆录，将当事人的第一人称视角带给了我们：
有至少3000人围成了一个方形，还有几乎同样多的人在他们周围，人群安静下来后，我提醒他们，要去参加的是为议会改革所举行过的最重要的会议。（10页）
之后，同一事件又穿插进了其他多个当事人、目击者的叙述。这种跟镜头式的呈现亦贯穿全书各章节，形成了某种“历史场景还原”的效果，构成了写作者与读者跟随当事人共同置身其中的体验式历史叙述。
有的章节甚至采用第二人称叙事，将读者作为历史风云中的一位普通工人来目击周围的变化：
“想像1905年8月4日，星期六，你是一位典型的德国工人，二十五六岁的男性，在汉堡的一家机械厂工作。你的轮班即将结束，周末就要到来……”(214-215页)
而随后整个一节，“你”所看的、听的、讲的、做的东西，都取自社会调查资料或工人回忆录中的真实记录。像一篇体验式的穿越小说，实际是一种力求还原细节真实及当事人视角的历史叙事，从而邀请读者将自己代入历史现场，加以近距离感受。
作者将我们的眼睛附于其上的当事人，既包括工人运动的领导者、参与者、同情者，也包括对运动的镇压者、敌对者和冷漠者，更常见同一阵营中针对某一运动的具体方向、抗争方式的相互异议者。这种多视角的、复调的历史叙述，又往往打破单一的、完全浸入式的体验，力求多角度还原事件，同时暴露出历史的诸多皱褶与裂隙，提供反思的空间。
历史的承载者是具体的人。从本书我们可以看到纪传式的历史叙事或史传文学的传统。由于本书主要着墨于百多年前的往事，而每章开头的当代场景更多是作为引子，因而无法通过直接采访，而是大量采用社会记录、回忆录、口述史和既有的传记材料。这种“间接引用”的取材限制，却让作者获得了更为广阔灵活的视角和更加近于文学作品的写法，忽而第三人称，忽而第一人称，间或第二人称，让自己和读者随着不同当事人穿越古今各地，仿佛在在都是亲历者，身临其境，感同身受，与人物“同呼吸，共命运”；又陡然跳脱出来，转而以全知视角来观察、比较、反思。
二、惊人的创造：工人运动留下了什么
就是这样的叙述，把一些原先在历史书上标签化了的重大事件拉近和具体化了。曼彻斯特工人游行与彼得卢惨案，里昂工人起义，巴黎公社，芝加哥工人大罢工，德国社会党领导的工人斗争及其失败，意大利工人运动……
而本书尤其有价值的是让我们从历史源头上真切看到了工人所创造的文明，其中有的已被写在人类历史上，有的构成了当今社会一部分，其成果至今为我们享有。这些有的是靠抗争得来——例如芝加哥工人大罢工推动的8小时工作制，有的是工人在自己的组织实践中提出并实行的，例如男女平权及不同种族、工种的平等，例如防止滋生官僚主义的制度设计，例如维系罢工运转的资金募集方式，保障运动行进、防范破坏的工人纠察队机制，还有我们曾经耳熟能详的“巴黎公社原则”……这些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创造，已经深深影响到了后续历史上不同形式、不同主体、不同诉求的社会运动，以至影响到了整个人类文明。这里着重举几个方面：
1、对平等的实践
法国大革命喊出的“平等”是至今仍最具颠覆性、实现之路也最为坎坷的文明愿景，而实践这一价值最为彻底的，当属历史上的工人阶级。处于社会结构基部的工人阶级不可能像上层阶级那样，将别人的奴役状态作为自身特权的前提，从而比其他社会成员“更平等”；也不必像所谓“中产阶级”，以社会的差异化、固化的层级来彰显自己的存在价值。如马克思所说，作为无产者的工人阶级，以人类的整体解放作为自身解放的前提。工人阶级天然是平等的真正捍卫者。
这一理论推演，在本书有生动的历史记录为证。例如，在妇女地位还十分低下的1819年，英格兰的一个工会团体“斯托克波特人类幸福促进会”就提出在工会内部允许女性参加投票：
这是个全新的主意；在那荒凉的山脊上参会的众多女性对此非常高兴，男性也不持异议，表决的时候妇女们笑着举起她们的手；从那一次起，女性在这些激进的会议上和男性一起投票。（30页）
而在1830年代的法国里昂工人那里，民主权利的平等实现成为优先争取的目标。他们的杂志《工厂的回声》定期开展工人的自我教育、政治启蒙，并且“已经从圣西蒙追随者所宣扬的自由恋爱女权主义带来的震惊中回过了神，开始呼吁更多的妇女合法权利”。（67页）
在接受并实践男女平等原则尤其是政治权利平等上，工人远远走在了资产阶级前面。在种族、分工的平等上，也是如此。消除所有人为的社会鸿沟，是工人运动的总体目标，正如种族大杂烩的美国的工人活动家、“劳动骑士团”的创始者尤利亚·斯蒂芬斯所说：
我不想声称自己有任何预见未来的能力，但在我的面前，我能看到一个将会覆盖全球的组织。它将包容每一个工种、教派、肤色的男人和女人；它将覆盖任何一个值得拯救的族群。（113页）
在经过一系列失败之后，劳动骑士团反思了起先只接受白人技术工的排他性，开始践行上述这种最大程度的平等理念：
现在，来自不同行业的男性工人坐在女性工人——甚至在一些州还有黑人工人——身边。……据该州的《联合工人杂志》报导：在尽职尽责、严格出勤、按时完工、乐善好施和其他一切使人成为好成员好公民的事情上，（黑人成员）并不比团会内任何其他种族差。（126页）
这是1870年代的事情，南北战争结束没多久。工人又一次走在了统治社会的资产阶级前面，包括大多数政治精英前面。而此后要使美国整个社会接受种族平等，还需要近100年甚至更为漫长的时间。在这之前，美国工人们自主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例如在20世纪初，为应对排他性强烈的美国劳联而成立的“世界产业工会”提出了“大工会”的口号，意图“通过为各经济分支的工人设立各‘产业部门’的统一组织，体现跨越不同肤色、技艺和大陆的团结”；工会成员相信“以产业的方式组织起来，我们正在旧形态中孕育新的社会结构”。（190页）
以阶级之名，性别、国别、地域、种族、肤色、工种……诸多基于自然差异和生产关系的强化所形成的等级化社会结构，将要被最大程度地改变。
2、对技术与社会进步的认识
关于技术能否真正带来社会进步的话题，关于技术与生产与奴役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以来的诸多大思想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都探讨过，今天也仍是（或者说更加是）最能触动人、最为现实和普遍的问题之一。而当我们看到1867年参加巴黎万国博览会技术展的法国工人对这类问题的见解时，是会大为震惊的。
在此之前，法国的一名罢工组织者尤金·瓦尔兰就曾经主张，即便从工厂主的利益来考量，新技术也必须要为全社会带来效益。他用了清晰的宏观经济学分析方式：
工业的发展应该使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由于机器使用的增加，产品也不断增多；只依靠富人是消费不了这么多产品的。工人也必须要成为消费者，所以他们的钱要够花，也要有足够的时间来享受买来的东西知识、技能与尊严。（77页）
如果说这种认识还不够新鲜，只是被刻意掩盖的社会常识，那么，在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资助工人代表参加万国博览会以学习各国先进技术，更好的为帝国服务时，工人所提交的“观后感”报告就让包括皇帝在内的上层人士着实吃惊了，而那些报告放在今天也同样会让人吃惊。
鞋匠代表这样问到：“机器真的是属于所有人的吗？是成千上万的工人们维持着机器的运转。当机器被垄断，只为少数人牟利的时候，这难道不是与社会公正背道而驰的吗？”
工人们坚持认为，新的劳动分工夺去了他们的技术和地位。但是工人们不是反对技术革新，而是要求共享发展进步的果实。
“目前的体系整体上很好，但是它的上层是不公平的。尽管每个人都参与了生产，但是只有一少部分人获利。因此我们必须齐心协力，在尊重既有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建设一个分配更加公平的经济体系。”（79页）
织帽工人也敏锐地看到了新型织帽机带来的挑战：
工人们开玩笑说它可以把活兔子直接做成帽子。诚然，织帽机是工业现代化的象征，但是在工厂里，这个机器却象征着工人们的无用。
“这个织帽机被放在大楼角落里一个狭小昏暗的房间，人们觉得这样还不够保险，又拿木板把它围了起来，弄得跟一尊神像似的，仿佛必须要隔开公众的视线……它几乎已经成为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象征。”（79页）
机械工的代表甚至超前地想像到了完全代替人力的机器人，他们由此设想了人类利用先进技术实现自身解放的愿景：
他们热切地想，有了这样的机器，以后就再也不需要体力劳动了。……“我们希望由机器来做所有的实质性工作，再生产足够数量的机器，这样人只需要每天做几个小时的监督工作。”（79页）
……
工人们对技术大发展一方面表示担忧，另一方面又绝不排斥新技术，而是借此提出了极具高度的社会改革思路：
自我教育、工人们的尊严、生活的改善……这些关键词常常在报告中出现。工人们希望建立一个以新技术为基础的合作型社会，这是他们对于社会正义的期待，劳动、技术和尊重将成为这个新社会的核心价值。（80页）
而机械工们对当时已取得一定发展的蒸汽火车的认识也非同寻常：
“他们不仅把它看作是一种交通工具，而且是将它看做一个全球的大众传播体系的基础。
‘……大众传播体系通过传播普世观点、原则、权利和义务，将会加速实现一个人和人能互相理解的未来。这一体系最终会永远地推翻人们所受的压迫，去除资本和狂妄带来的枷锁，让人们最大程度地受益于机器。’”（80页）
我们能想像到这是150年前在机器的轰鸣和油垢之间日夜劳作、在煤气灯下传看借来的旧书的普通工人所发表的见解吗？正如作者说的：“他们凝视着这些蒸汽机器的时候，却在互联网还没有发明的时代想像着几乎类似互联网的存在。”（80页）
工人们对社会的真正进步、人类的真正解放，怀有真切的向往与深刻的认识，而绝不是被污名化的“社会进步阻碍者”“仇视技术/仇视文明者”。他们不但怀有进步的认识，也为进步事业投入切实的努力，包括对自我知识技能、人格素养的提升，在本书中可以看到工人如何在游行队伍中自觉严守秩序，如何进行“自治”的尝试，如何在工作之余组织学习、自我教育，其中能看到像盖斯凯尔夫人等欧洲19世纪小说家笔下的那种有教养有学问，有着广泛的兴趣爱好，甚至在某些生僻的、高门槛的领域有着丰厚知识技能的普通工人。
而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工人们反复实践的对生产控制权的自主掌握，也是对自身命运的掌握。
3、工厂占领运动的启示
最全面表明工人阶级创造力和行动力的历史事件是工厂占领运动。
对生产控制权的掌握，是工人们很早就提出过的诉求。1906年席卷法国的大罢工组织者曾提出：
大罢工不是单纯地拒绝劳动；它意味着为了所有人的福祉，将公司开发的社会财富转移给工会。这样的大罢工或者说革命，可能是暴力的或和平的，取决于受抵抗的程度。对全部社会生产力的控制权将会回到工人组织手中。（175页）
1910年前后，“世界产业工会”活动期间，一位后来领导了柏林复活节起义的工会活动分子詹姆斯·康诺利曾写道：“征服政治国家的斗争，不是战争，它只是战争的回音。真正的战争是为了争夺产业控制权而做的斗争。”（195页）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希望带来的喜悦：当工人们控制了工厂》之中，作者浓墨重彩地记录了此后工人们为争取这种“产业控制权而做的斗争”，即各国的占领工厂运动。由21世纪头几年发生在阿根廷陶瓷工厂的占领运动开头——这是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工人们在反对工厂主关闭工厂、解雇工人的斗争之后的成果，由全体工人接管了工厂并投票决定继续生产。此后，追溯了此类运动的先驱：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在意大利、法国和美国的工厂占领运动。
1920年意大利汽车工厂的运动得益于以葛兰西为代表的革命理论家的推动，即在夺取上层建筑和政治权力之前，先在经济基础或“市民社会”领域夺取控制权：“菲亚特的工人们认为他们既在学习控制他们的生产线，也在学习（控制）意大利社会。”（348页）1936年法国的汽车工厂罢工、占领运动，是对从美国蔓延而来的泰勒制、福特主义的抵抗。在1937年的美国，同样是对残酷的泰勒制的抵制，引发了汽车工人同工厂主的较量，厂方搬走关键模具的行为意外激起了工人的占领运动。
占领运动开出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在掌控工厂期间，工人们表现出来的高度的自我管理和组织生产的能力，训练有素的政治水准、团结性和民主意识，意味着工人——被工厂主视为工具，被资产阶级政治精英视为群氓的人，有着比统治他们的人更好的能力与素养，无论在道德、政治还是他们赖以辩护自己不可或缺的“组织生产”“维持经济运转/社会发展”方面。正因为如此，在意大利、法国，被工人的胜利吓了一跳的工厂主们在缓过神来后，纷纷转而支持法西斯倾向的政治人物。
这类运动所以激动人心，在于它们直接展示：即便是在“组织生产”这一方面，资本、老板、科层官僚，也并非是必要的！工人们完全可以自主管理工厂运作，管理自己——再推远些，亦可以管理社会，正如意大利工人所设想过的那样。而垄断着社会资源的资本家，技术精英，行政官僚，并不像一般认为的那么不可替代——在这点上，资本主义社会同封建社会、奴隶制社会并没有什么不同：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将自己说成是无可取代的社会精英，是文明的守护者、进步的推动者，是天然合法的社会驾驭者、他人支配者，然而并非如此。奴隶主，封建主以及他们借以维系自己统治的生产关系已经被历史所扬弃，被历代的抗争所推倒，那么，资本家及其主导的现代生产关系，应该并且也能够被将来的社会进步所扬弃，而产生出全新的，真正民主、平等的，摒弃了一切支配关系从而造就自由人类的社会生产体系。
三、挽歌还是号角？——几点疑问与商榷
这是一部社会底层生产者抗争的记录，又是一部对于人类文明某一侧面的记录——比帝王将相的记事更代表了人类文明的高度，因而它又是一部工人创造史的记录。20世纪初，身为“世界产业工会”会员的建筑工人杰克·米勒写道：
我们不是在旧形态中建造新楼房、新城市和新国家——我们要建造新世界。这只能依靠我们工人阶级自己来完成，还有什么任务比这更伟大，还有什么事业比这更激动人心吗？（191页）
然而，也是感动于此，作者在前言与后记中不时发出“今不如昔”的慨叹。作者感慨传统工人社区、工人亚文化及其口传叙事传统的瓦解，流露出些许英国伯明翰学派工人文化研究者的味道。
在后记中，作者认为当下工人面临的世界形势同一战前夕的全球化有相似之处，如今全球化的加剧、跨国公司的扩张，使得“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工人阶级首次出现”，然而遗憾地是，“它还未出现如同过去工人阶级开创的1889年那样伟大的时刻”（399页）。
这是一个真正要害的问题。近些年，许多不同领域的国内外学者都作出了类似的判断，即：今天的世界格局与各个国家贫富分化的程度，像极了19世纪到一战前夕的情形，似乎历史在重演。然而，19世纪那样的抗争运动却没有再次出现。这是一个不平等程度至为深重的时代，也是反抗运动和反抗情绪最微弱的时代。
作者亦给出了解释，从工作场所即“工人内部”的等级分化——如白领阶层的出现，以及从个人主义文化、大众文化泛滥的角度来解释。这当然是看得见的事实。然而，也许这只是变化的结果、现象而非变化的原因，或者至少还另有根源？
这样的表面化分析，也是本书整体上的缺憾所在。前面所述本书的长处，同时也是其短处。在非常鲜明地摒弃了所谓“莫斯科版本”的历史叙述之后，作者另起炉灶，发掘以往宏大叙事中被遮没然而有着真实光亮的星星点点，为我们曝光出一幅幅别样的劳工运动史剪影。同当下几乎绝大多数劳工历史的叙述一样，作者坚决反对以往那种所谓的“历史决定论”“经济决定论”“结构性因素”的解释，即反对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叙事”，而去讲述普通当事人的故事，他们的有血有肉的形象，在历史事件中的能动作用，而不是做冷冰冰的阶级分析、经济学观察，也不是以符号一样的革命领袖为中心。
这当然是重要的补充，也因此弥足珍贵，也因此引人入胜。然而，也恰恰是本书时常加以揶揄嘲讽的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才是解释历史与现实社会方面不可或缺的利器，其方法、理路却为本书所缺乏。无论是个人化的叙事，故事化、体验式的历史写作，还是民族志、文化研究视角的呈现，诚然丰富多样，提供了高度的细节真实、闻所未闻的历史细部，却也缺乏坚实而细致入理的政治经济分析，因而一当对历史事件加以解释、评判或总结时，往往流于表面，停留于就事论事，就人论人，终于是一部历史故事而不是历史研究，而缺少基于充足历史素材的理论化的分析总结，甚至连流行的历史社会学视角与评析都很少见。
当然这是苛求。我们不能要求一道好菜能有千百种口味，有一种独特而美妙的口味就已足够吸引人，足够称得上一道好菜。然而跳出本书的主体内容，涉及到一些关系历史与现实的重大争议性问题时，对于本书的一些观点、视角不得不做些商榷。
例如，本书由于一定的“立场先行”，对国际共运、马克思主义的表述都过于简单化。作者在反对以往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政权对工人运动史的某种简单化处理的同时，又将马克思主义活动家的面目、他们的主张和实践也加以漫画化、扁平化，包括对马克思本人。作者对中国革命这一综合了几乎所有抗争类型的庞大、漫长的社会运动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也“全然无知”。这与作者过多把工人运动归结于所谓“拒绝成为教条主义者”（401页）之人的自发性、率性、拒绝某种理论指引的行动方式，归于他们的浪漫、激情而又务实的个人品格这种“后现代”色彩的、去中心化的视角，以及对“那些骨子里就洋溢着无政府主义激情和无师自通的浪漫精神的人们”（XXIII页）的乡愁式迷恋（从后记来看，这大概源自作者的家庭背景）是有关的。这种“自下而上”的当事人视角，诚然对以往的劳工历史有重要补充，但刻意将工人运动史的叙述与同样切实参与到历史当中并产生了实际影响的种种思潮——其中马克思主义的确逐渐占据了重要地位，并且走得最远——断然切割，也是另一种固执的片面，形成了对历史的另一种遮蔽。由此，在看到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事件描述时，如作者笔下的上海工人运动，虽有新鲜材料的补充，例如某些欧美工人运动家的秘密参与，但仍感到作者在展示历史脉络、解释历史变化原因上有隔靴搔痒、失之单薄甚至臆测的缺憾。作者注重细节真实特别是人物真实，避免作出理论总结性的解释、评价或导向，这当然有其意义。然而我们知道，描述本身——往往是有选择的——也即是对历史的解释、评价，尽管这种描述往往以当事人的口吻说出。
在做了这种对同一历史进程中不同支脉的分割之后，作者也将传统马克思主义革命实践的成果同所谓工人“自发”运动的斗争历史相切割，好像两个进程完全不相干，甚至截然对立：革命成功后的共产主义政权压制了工人的自主性和自由权利。
实际上，以新中国为例，从当时提出并曾经认真实践过（尽管最后遭遇到历史的反动）的如“分工有不同，职业无贵贱”“工人参与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等价值理念或政策思路，更不必说对工人普遍的从经济、政治到文化领域的赋权，以至在特殊时期提出过的“巴黎公社原则”“四大自由”“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等举措或导向，仍能够看到19世纪到20世纪初工人运动的历史遗存。而二战后建立的共产党领导的工人或工农联盟的国家，其实是与前述历史一脉相承的，各国共产党本身就是在不同程度地参与工人运动中走过来的。由于作者在叙述此前的工人运动史时就不承认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真实作用，也就不承认基于这种思想实践而建立的新政权、新社会同此前工人运动的关联，对此前工人诉求的继承及相当程度上的实现，也就对此间工人所获得的巨大权利、相比以往来说巨大的社会进步选择性失明，而在他眼里只有工人自主权的消失、具有浪漫骑士精神的工人活动家的退出和工人整体的沉默无力：“工人们只能认命”（395页）。
于是，自觉不自觉地，作者同当下的新自由主义者实际分享了同一种历史叙述的基调：将冷战时期，也即大规模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历史作为完全异质性的一段历史加以扁平化或干脆剪除，而将1945/1949年之前的历史同1989/1991后的历史直接剪接在一起。这是本书历史蒙太奇的另一面，为其整个书写结构所支撑。所不同的，新自由主义者把冷战前后的历史连接为各国特别是“后发国家”寻求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连续”历史（如果不考虑中间那段bug一样的历史存在）；而本书作为工人立场的文本，所要重新连接的是一个略带虚构的、由作者所呼唤的“工人自主/自发运动”的断代史，所剪切掉的则是被作者认为是工人失去了这种自主/自发精神与活动空间的异质性历史。而在作者明确的表述中，历史上的工人运动大发展时期，同今天——社会主义试验大规模失败、资本主义全面胜利的今天，而不是冷战对峙期间、社会主义大规模试验期间——更为接近：“对我来说，那段工人运动蓬勃向上的经验，当事关共和主义、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意识形态争论，在工人聚集的酒吧餐桌上温和碰撞的时候，似乎更贴近今天而非1945 到1989 年间的情形。”（XXIV页）
这种历史断代法的缺憾是显明的，其矛盾也马上显露出来。这就是，在具体的何种意义上，今天的工人处境与行动方向可与历史相比、相借鉴？在多大程度上，作者所呼唤的工人运动的核心精神能够再次到来，从而作者的这种蒙太奇剪接不但具有历史叙事学的意义，更具有真正的历史解释力和现实指导性？在这方面，作者自己也陷入了矛盾。
在前言中，作者一方面说：
书中将从劳工运动缔造者的角度出发，将他们的故事讲给新一代工人和支持社会正义的活动分子听。对于这些无论在地理、工作环境还是家庭方面，都与这200 年来发达国家劳工运动史没有丝毫关联的听众而言，一切都是新鲜的。（XVII页，着重标识为笔者所加，下同）
并且声明：
这本书把他们的故事和前几代活动分子的故事放在一起。每一章里我都会以当下的片段开场，然后追溯到劳工史的某一时期。其目的不是为了进行粗略的比较，毕竟很难说过去的“斗争经验”和今天有什么直接关联。其目的是为了展示出，对于首次置身于历史中的人而言，历史是多么散乱和悬而未决，你必须退回到过去来理解它的含义。（XXII页）
显然，同当今很多学者一样，作者也避免把自己放到“历史指路人”的位置上，甚至连历史“解释者”的角色也刻意避免，而单单只是“展示”历史本来的“散乱和悬而未决”的面目。
这种“免责声明”也许是不必要的，因为，正如前面说到的，描述本身，展示历史本来的样子、本来的“含义”，就已经是一种历史解释了。而作者其实也并非真就如此“不负责任”，丝毫不想提供任何关于历史的解释路径，从而对当今的人们有所启发。因为他在此后又反反复复地说道：
或许，从个体而非“历史动因”的角度更好地理解那段经验，对那些仍然饱受世界变化之伤害的人而言，对那场令亲历者们成长起来的运动而言，都是最好的良药。
世上并无这样的铁律，要求发展中国家的工人们必须重演本书所描述的，过去那种自发组织、自我教育的漫长进程。他们或许能快进并跳过所有步骤。但他们仍然面对我们的先辈遗留下的艰巨的阻力：集团犯罪、种族敌对、怪异宗教、农村网络，还有与之相伴的自动化生产。……
如果新的全球劳工运动真的出现，这本书里的故事就会成为工人阶级的史前史。那些100年前照片里的白人男性反叛者们，将被视为一场多种族、以发展中国家为中心、用短信实时交流、以女性为主的新的运动的先驱。（XXIV页）
可以看到，作者尽管在表达上一波三折、欲说还休，实际仍然希望自己所发掘的历史陈迹，能为今天的行动提供些许借鉴——尽管这种借鉴到底是什么，作者也许并不清楚。而这种曲曲折折的作者心境，也使得本书时常在挽歌与号角之间摇摆。
笔者在这里并不是无聊地抠字眼，也无意加以批评，相反，作为同本书作者分享着许多共同立场、同书中的普通工人怀有共同愿景的读者来说，我本人对作者在面对现实困境时的这种纠结而不无矛盾的态度是深为理解的。在援引历史之时，过往的一切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为现在提供经验，甚或还会成为包袱？这的确是需要慎重考量的。
前面说过，当今面临的一大困境是，社会分化、社会矛盾异常显明，社会反抗、社会变革却迟迟未至。而一切问题一当转向实际“怎么办”的问题，就难以回答。就本书作者来说，显然还想提供“鉴古知今”式的参照，甚至想用作者加以无限哀挽的前驱者的激情、理想、行动、成果来激励现在的社会变革者。而整体结构上的“蒙太奇”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叙事形式，其隐含指向也是可以读出的：历史蒙太奇，同时也是地域蒙太奇，意味着作者没有明确说出来的期盼，即跨越时间与空间的双重阻隔，形成真正的国际工人联合运动，接续历史的先驱者曾为之长期奋斗的事业。作者在后记中多次进行了呼之欲出的暗示：
当经济全球化之后，全球性的工人运动便开始成形。这种情况只发生过两次—— 一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另一次就是现在。（398页）
今天，跨国公司是主要的经济活动形式。除此之外，全球性的消费文化正在打破所有属于工人阶级社区内部本土、保守和封闭的存在。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工人阶级首次出现。（399页）
令西雅图游行重塑历史的，是有组织的劳工的存在。（400页）
现在的运动处于1889年前的阶段，尽管当这一运动进入1889年后的阶段时，它将和海沃德、格里弗雷和曼恩之前领导的运动非常不同。同样清楚的是，中国是这个等式中的一个巨大未知数。……中国庞大的城市劳动力是全球工人阶级中仅剩的还未被卷入全球化论争中的一群。如果中国的情况发生改变，许多其它变量都要随之改变。（401页）
在前言里百般声明之后，作者这位劳工历史的“忠实”摄影师在后记中仍然免不了“赤膊上阵”，甚至拿此前认为“没有直接关联”的今昔境况进行对号入座式的比照。我欣赏这种热切，我以为这暴露了作者的本心：渴望变革社会现实——而不只是一味地“客观呈现”。其实很显然，选择工人运动这一当今的边缘性史学话题，本身就意味深长。有趣的是，作者同许多或多或少有些雾里看花的外国观察家一样，对中国产生着浓厚的兴趣并寄予了最大的希望。全书第一章第一节即从深圳女工引起，或许就包含了这样的感情。
而面对最切实的当下问题，所有以往的经验，成功的与失败的，包括作者所发露出的工人运动自发创造、自主性的传统，包括被作者摒弃的以国际共运为主脉所涵盖的另一种工人运动史的脉络，也包括被作者漠视的20世纪后半叶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及其失败，都是需要加以认真审视和检讨的。另一方面，面对今天行动力缺乏的困境，假若再次呼唤社会改造与进步，还是要做马克思他们曾经做的工作：深入的分析、剖解、批判与实干的社会行动相互推进。如果说怀着某种挽歌式的历史乡愁，对以往那种工人自发的、“无师自通”的行动力加以深情回眸是可以理解并且也不无启示的，那么，我们更要呼唤一种思想上的洞察力，对历史与现实所以如此的解释力，并使之与更具历史理性的必要行动相联姻——这也是我们所以阅读历史、借鉴历史的目的。
那么，本书或将不只是一阕回向过去的挽歌，也可以是朝向未来的号角。
本文原载于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号：ohistory）。《劳工的全球化》全书已由“政见众包翻译计划”翻译并提供免费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