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老戏骨宋康昊主演的电影《出租车司机》，成为今年最热的电影话题之一。吊诡的是，这部以“光州事件”为背景，再现韩国1980年代民主化抗争历史的电影，在华语世界成为了另一个记忆场所。
《出租车司机》在中国大陆并未引入院线，本应仅仅停留在影迷圈小范围内的交换资源和讨论，却意外成为现象级话题。刚开始发酵，网友就发现影评网站“豆瓣”上《出租车司机》的条目被删除，紧接着迎来的是社交网络传播的相关文章接到通知陆续被下线。而一篇接一篇以封号为代价的文章“顶风作案”，徒增了悲壮之感。在自上而下删除条目，和自下而上讳莫如深地哀悼的相互呼应下，这部“不存在的”电影召唤出1989年那个“不存在的”日子和它所携带的记忆创伤。
作为一部电影，《出租车司机》的叙事套路、视听语言大有值得商榷之处，不少批评者指出影片诉诸于人性的叙事方式过于陈词滥调。但电影持续被悲愤的情绪加冕，使得任何批评都仿佛变得不具备道德合法性。
不过，在光州这一政治背景赋予电影的道德美学之外，值得深入讨论的更应是：《出租车司机》背后的韩国社运历史经验，究竟可以被如何表述？观众的观影体验又在多大程度上，远离了这段重要的政治历史遗产？被彰显被表述的记忆，和被压抑被淹没的记忆，各自离其在历史现场中的内涵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