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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在青年时代的遭遇，往往会奠定他的世界观与信仰，因为那是他在最缺乏资源、最没有累积的条件下，这个社会对他的排序。他的遭遇因此会形成他对大部分世界的想像。很有趣的，我是在这些年来共事的中国朋友身上，学到了这件事情。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接触到各种形形色色的上下游厂商，你很快会发现，1970世代、现在四十岁以上的厂商，普遍比较喜欢跟大公司建立关系、找资源。能找上几个BAT、华为、大银行的经理人，很多人就觉得自己通天了，做生意特别有信心，满嘴胡吹瞎吹，打著“跟某公司特别熟”、“我们公司在BAT里面特别出名”的名号，在外面到处晃荡，好像已经做成了几百亿生意似的。乐视的创办人贾跃亭大概是很具体的代表。
这些事情教会我一些经验，当人家讲得特别好、而你手边信息无法判断真假的时候，就先看对方年纪，85后的人讲起话来，至少有六、七分真，而70世代的人说话，十句大概只有一句能听。
有一次我忍不住跟同事抱怨，为什么这个年纪的人那么喜欢攀关系，吹起牛来特别大，怎么跟年轻人都不一样。没想到我一提起，同事们苦水喷天，纷纷抱怨农历年回家时，这个岁代以上的长辈最在意权势，乡里面请客拜年，年轻小辈一定会被催赶著，向曾经当过政府官员、公务员、解放军的地方乡里敬酒，其他人可有可无，势利眼几乎不予掩饰，仿佛这是天经地义。
从“85后”年轻人对自己长辈的这种羞赧，你可以感觉出，有一种反权势的性格在这一个新世代中生长。
1985到1990年出生的这一个世代，在他们大学末期、进社会初期，经历了天翻地覆的行动网路发展。现在的中国，跟2009年我去北京时有很大不同；那时候在街上拦不到出租车，到处很难见到空车，好不容易一辆车子在你面前停了下来，旁边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一个獐头鼠目的，一屁股坐上车，留下你站在当场傻眼。
中国的行动网路会领先全球，有著很特殊的发展背景。因为当时整个广电体制、宏观经济体制，还是紧紧抓牢在党国手中；想要逃逸出党国的控制，一个手机里，每个人的app组合都不一样，每一个手机就是一个世界。要下载什么app、要订阅什么内容，一个人可以在手机里得到的自由太大。每个人可以借由组织自己的行动app、行动内容，活在自己手机的世界里，大幅降低被控制的程度。于是中国的行动网路世代，就这么意外的爆发。
70世代的人群，在1993年邓小平南巡、确立改革开放继续、不受六四天安门事件中断时，正是刚出社会的年龄。当时流行官员“下海”，包括冯仑、任志强这些知名地产商，都是当时下海从商。下海官员背靠政府资源，依赖关系行走商场，这造成了1970世代人群特别迷信关系、仰仗资源，攀上了大公司就没问题的世界观。
这样的世界观在网路公司崛起后有所松动，80后世代开始出现了反叛意识，未必事事要依靠国家。80后的集体精神偶像是特别叛逆的，例如高中辍学却大红大紫的韩寒，例如一头乱发谈什么都很尖锐的许知远。
创业牛人开始进入偶像系谱，在行动网路创业的世代，滴滴打车的程维是1983年出生，饿了么的张旭豪是1985年，今日头条的张一鸣是1983年，摩拜单车的胡玮炜是1982年。是他们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
行动网路逐渐产业化后，这种精神更普遍的推向85后世代的每一个人。你有可能因为做一个微信公号而走红，有可能通过朋友圈做销售而创立电商公司。85后的中国青年有一种很强的信仰：靠自己的才华也可以成功，我能做好，是大公司要来找我，不是我去找大公司。
直到这两年景气趋缓，90后才是第一批受挫的碎片化世代。我面试过的一些二十几岁年轻人，已经有过公司倒闭、毕业后无法立刻找到工作的经验。当我问他们会不会感觉到受挫时，他们会说，还好，因为同学也差不多。
成长在行动网路已成形的这个世代，90后显得特别的碎片化，已经没有共同的精神偶像。当我问及，你们有没有一个，勉强可以称得上集体偶像的人？每一个人的反应都很惊诧：“那多恐怖，什么集体，集体听起来好恐怖。”
也是因为看见了他们，我才明白，为什么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会如此的相信民主、相信自由；在各种恐吓、各种网路威胁的情况下，还想要继续说自己想说的话。因为我经历过那个时代，那个班上同学只要带日本铅笔盒、日本水壶，你就会听说他家里是电信局、是公家单位的年代。我们要看总统的新年围炉夜话，总统过世的时候要去灵堂排队、哭泣，我小的时候，就跟那些五毛一模一样，相信台独是要害了我们的国家（笑）。
我知道人能够自由思考、不被欺骗，感觉是多么美好。因为我看见过整个社会的改变，而对我来说，这就是我的信仰，我需要终身捍卫的事情。
十九大在北京召开，从这个国家受过最深伤害的世代中走出的总书记，可望继续领导这个国家。在十八大时期，我们已经了解到这位总书记对世界的不信任感、压抑冲动，而这样的领导，将带给80后世代、90后世代什么样的legacy，那会是对未来中国最重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