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过了我一直想过的人生,我一直觉得走出去的那个人应该是我,”2015年盛夏的一天夜晚,我和姐姐坐在酒吧里,她埋头用吸管嘬着一杯无酒精的鸡尾酒,幽幽地对我说。空气中游荡着炸薯条的气味,一阵得意劲儿快速驶过我的胸膛。
“你还是可以走出来啊,”这话太不走心了,我感到屁股底下的刺绣座垫粗糙而闷热。
“太难了,我老公是个胸无大志的人,我走哪儿都得带着这个拖油瓶,”她像是感到滑稽似的笑了。
我脑海中出现了一只树懒挂在姐姐脖子上的画面。尽管我俩谁也不确定,这只树懒究竟是拦路虎还是个借口。
特约撰稿人 吴月伴 发自香港
刊登于 2017-09-21
“你过了我一直想过的人生,我一直觉得走出去的那个人应该是我,”2015年盛夏的一天夜晚,我和姐姐坐在酒吧里,她埋头用吸管嘬着一杯无酒精的鸡尾酒,幽幽地对我说。空气中游荡着炸薯条的气味,一阵得意劲儿快速驶过我的胸膛。
“你还是可以走出来啊,”这话太不走心了,我感到屁股底下的刺绣座垫粗糙而闷热。
“太难了,我老公是个胸无大志的人,我走哪儿都得带着这个拖油瓶,”她像是感到滑稽似的笑了。
我脑海中出现了一只树懒挂在姐姐脖子上的画面。尽管我俩谁也不确定,这只树懒究竟是拦路虎还是个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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